新中国第一家国企破产回顾 首次打破“大锅饭”

1998年，韩耀先（中）与石永阶（右）周桂英（左）在天安门前留影。这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后，三个人的首次合影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现已是居民楼---王晓倩摄

　　没有报社敢登的“首部”破产法

　　尽管这样，在拟定这部“破产法规”之初，韩耀先坦言，其实是没有一个制定的对象的。最初接到任务的韩耀先一头雾水，他的脑子始终没有从传统对破产的理论中转出来。他的大脑中总是浮现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工厂纷纷倒闭、破产，职工饥寒交迫、公司老板跳楼自杀的场面……家里人听说他要搞这个“让企业破产的规定”，也纷纷摇头，妻子忧心忡忡地劝他，你在社会主义搞破产，要是再来了运动，第一个批倒的，就是你！

　　心里总是隔着这么一块儿的韩耀先于是最先想到的是“关、停、并、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不能倒闭，企业搞不好将来大门一关，职工分流，这是简单而又合乎人情的事，关闭的企业由政府行政部门下令停产，最终关闭，这不就得了！”自觉想法不错的韩耀先经过一番调研，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出炉了。

　　谁知一星期后，初稿被毙。李长春在他的初稿上批了这样一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像是五雷轰顶，但却更像是醍醐灌顶，韩耀先一片迷雾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丝光亮，“就是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竞争中的破产，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应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客观产生的必然现象，应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韩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这部法规的决心。

　　决心有了，压力却更大了。办公室人多，不吸烟的他经常点着一支烟下楼，围着市政府的办公楼，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去找思路；晚上回家，家里地方小，没个书桌，他就借在学校教书的爱人的自习室，一个人在教室里看资料；没有任何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他就挨个企业跑，组织工人们开座谈会，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出现优胜劣汰。为了保护竞争，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倒闭企业待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集体经济的性质、特点和我市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就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1985年1月29日，李长春亲自主持政府常务会，集中讨论“破产倒闭规定”，讨论热烈、激烈，没有人敢预见一旦这个规定得以实施，后果将会怎样；

　　1985年2月9日，李长春再次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破产倒闭规定”，并

　　以沈阳市政府发（1985）24号文件下发。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

　　然而，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却仍没有一家报社敢予以刊登。“我拿着文件走遍了沈阳的几大报社，人家一听‘破产’两个字，眼睛瞪得那么大！社会主义哪有破产企业！一个个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韩耀先说，最后，这份“破产倒闭规定”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了《辽宁经济日报》上。

　　对于当年这份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破产倒闭规定”，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清泰认为，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作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

　　三张黄牌和一对花圈

　　法规、法令，就像一把锋利的剑，但剑不用，永远不能知其利。石永阶却没想，《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把剑，拿自己的防爆器械厂，开了刃。

　　《破产倒闭规定》出台后，沈阳市政府一方面想借此警醒当时的部分企业，一方面也意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察这部法规的可操作性。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沈阳市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难以扭转局面的备选名单，从这11家中，又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

　　“选择其实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因为是第一次，谁也不敢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所以选了三家规模较小、亏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集体企业试点，一旦弄不好，影响还能降至最低。”22年后，韩耀先直言。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批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通告的内容由我拟定，当时我想，这个通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份通告，那么该以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方式来显示它的重要性呢？我想到了足球场上的黄牌，黄牌就是警告的意思呀！”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亮黄牌”的说法，由此而来。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三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时任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后来回忆说，“开完会回到厂里，互相没说一句话，大伙都哭了。心里像刀绞的一样。可是，黄牌的压力最终变成了动力、凝聚力，那一年多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工人们连劳保用品都不要了，就想省下每一分钱搞生产……”

　　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不敢说自己是谁，也不敢让记者表露身份。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一边，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工人们三五成群的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哭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将来可怎么活；有的在骂，骂谁这么缺德整黄了厂子这样的人生孩子也是痴呆；有的呆呆地看着天，面无表情，这样的让人看了其实更害怕。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 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 而破产的意义就在于，破产机制带来的竞争效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发展动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发挥。破产引进了市场机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业真正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破产”，这个在改革开放前往往被解释为“某个阴谋的破产”的词语，由此被赋予了新的词汇含义。

　　破产，也同时意味着新生。

　　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今年80高龄的石永阶终于肯停下来歇歇了，他还住在老厂旁边的老居民区里，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楼，作为他第二次创业的标志性产业--老石头豆腐房在2005年政府对明廉地区搬迁后也停业了。他不再“折腾”，专心养老，不愿意见人，但仍被当作新闻人物每每提起。

　　1986年8月3日以后，石永阶在家猫了整整半年。当时的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却说，他其实没病，或者说，没病得那么严重。“我实在没是脸见人啊！”他一声感叹，就是22年。22年前，尽管已经不再是厂长，但听说厂子破了产，石永阶还是自责的认为，自己对厂子也有责任。家就在厂子旁边，工人都这一个院住着，一出门，就看着一张张沮丧的脸，指着石永阶骂他无能，骂他是败家厂长，把厂子整黄了。老石头那脑袋，都很不能埋土里去。老伴也跟着受牵连，一股火上来，一只眼睛急瞎了。

　　在家憋了半年，他核计明白了，厂子倒了，人不能倒。他不甘心被别人称自己是“无能厂长”，从亲戚家里借了1400元钱，一个老钳工从家里给他凑了100元钱，带着这1500块钱，他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

　　为了把事业干大，他专门召集儿子儿媳开了个家庭会议，要求一家人不吃肉，改吃豆腐，以节约日常生活开销，在吃豆腐的过程中，他又琢磨着开起了豆腐坊。

　　“我就是想赌一口气，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自己不是无能，厂子的倒闭和老石头儿的无能没有关系。”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他现在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石永阶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的工人，下岗后自谋职业，做起了生意，后来，经常开着高级轿车来他那儿买豆腐。

　　与石永阶的境遇大相径庭，韩耀先自此有了“送葬队长”的称谓。沈阳市后来成立经贸委，他任副主任，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送葬队长”的称谓，由此而来。韩耀先也不生气，此时的沈阳，正在迎来体制改革后的第一轮企业破产高潮，而多年的经验累积后，人们对破产也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虽然，韩耀先仍会被一些情绪激动的破产企业职工“堵”到办公室里不让出来，但再开破产企业债权人大会时，韩耀先已经不需要再刻意的掩饰自己的身份了。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弹指一挥间，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凤凰涅磐，死而后生。

　　韩耀先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能有时间好好养他的花，没事溜溜公园，照顾照顾儿孙，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他当年制定《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书稿原件，在别人看来是种荣誉。但在他看来，不过是历史洪流里的一个必然之举。“没有我，也会是别人，这是改革的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进步。”他说。

　　记者手记：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作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到他前，我不懂，也难以想象。老人快七十岁了，电话里委婉的说，不想再接受采访了，也没做什么事。

　　恳切地说了再说，老人说，那好，你来吧。于是电话里细致的告知了去他办公室的路线，那份细心、亲切，全借着电话线传了过来。

　　见了面才发现，这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略有点胖，头发花白，手脚麻利，热情的给记者倒水。哪来的罗汉模样？问他，“韩老，有人说你是罗汉，您是不是到破产企业去的时候看起来才特别厉害啊？”他哈哈的笑了，一笑间更见慈祥，“哪呀！开始我去企业搞破产，都不敢说自己是干啥的，开破产债权人大会，我从来都是在旮旯里猫着，还敢厉害？”

　　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还是在他一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就尽显无余。“没有死，哪有生？”他的声调陡然提高，后来说，改革是一场战役，自己，充当了这个先锋兵、敢死队，粉身碎骨的可能，也不是没想过。

　　22年了，他老了。多少还是有点不服老，“老石头（指石永阶）都80了，比我还老呢！”他和那些被他给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的领导，由“仇人”，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还常联系联系。22年，当年再怎么惊心动魄，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决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设计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

　　《辽沈晚报》记者王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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