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政治:从基层进入省市级政府改革范畴

　　浙江台州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被写进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49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铁雄(现任台州市市长)因此一夜无眠。

　　“台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在民主恳谈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铁雄说，“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政府接近群众，了解群众，让群众说话，或者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沟通的一种途径。它非常宽泛，非常开放，非常制度化！”

　　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最后一个走上发言席的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我们新的贡献。我们完全能够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是李君如的结束语。

　　两会期间，李君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的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自卑，不妄自菲薄。我们有希望！”

　　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

　　3月12日晚，北京新大都饭店。

　　陈铁雄把政府工作报告翻到第32页，指着“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认为不要把民主看得太虚，它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劳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始于台州新河镇羊毛衫行业。“你老板看我们行业，我们的一个工人，多少工资比较合理？”在新河镇，包括工人和老板之间，老板和工会之间，大家都可以坐下来，集体协商劳动工资。

　　民主恳谈制度之所以能在台州生根开花，陈铁雄分析，台州改革开放的30年是创业和创新的30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它会自然产生一种民主意识，包括对政府提供的发展环境和服务的要求，需要发出一种声音。

　　发源于浙江台州松门镇的“民主恳谈会”被视为基层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一个典范。

　　随后，台州温岭市公安局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在政府部门中最早推行“民主恳谈”。由于效果显著，台州市公安局就把每个月的6日定为全市“警民恳谈日”。

　　陈铁雄说：“以往在政府机关作风考评中，公安局往往排名靠后。在实行"警民恳谈日"后，台州市公安局连续几年排第一名，说明老百姓对警察的评价还是好的。”

　　温岭市政府研究室的一名官员认为，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误解和怨气一天天少了，理解和宽容多了起来，治安工作和警务工作也会进展顺利。

　　2007年5月，陈铁雄任台州市长。他在台州参加的第一次民主恳谈会，就是研究决定一家医药化工企业的规划问题。

　　医药化工业在当地属支柱产业，但考虑到环境原因，市政府认为需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到底能不能发展？企业是什么想法？村民对政府现在的规划有什么建议？陈铁雄召集了6家企业和当地的村民、干部以及学校老师，包括当地的政府部门展开了第一次恳谈会。

　　“恳谈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种形式，政府的决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写信告政府状的情况也少了。”陈铁雄说。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曾多次到台州温岭调研村级民主恳谈制度。他认为，温岭的“民主恳谈”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推动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如今，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面向基层群众的窗口单位，或进社区，或进企业，或入农村，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恳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有的当场做解答，当场不能解答的，在下次活动时给予解答。对群众提出的建议，要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要把干部往下沉。民主恳谈会、干部下基层蹲点这些做法就形成了比较浓厚的民主风气。”陈铁雄说。

　　每天晚上，陈铁雄都要在办公室看信访信件，包括网上和信访有关的帖子。他说：“人民群众的信访大多反映的是民生问题，这说明老百姓是有怨言的，否则就不会来了。民主最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民意，民意反映什么呢？根本上就是民生。”

　　“现在到基层走一走，感觉干群关系比过去要好。”陈铁雄在结束采访时笑得很自信，政府要敢于把自己亮出来。

　　公推公选干部，“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从基层开始，已逐渐进入省市一级政府改革的范畴。特别是它的干部任用选拔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一系列“自创动作”，最后很多都变成了“规定动作”，以至于走在前列的省份竟被外国媒体称为是中组部的改革“试验田”。

　　“民主推荐，党委讨论，民意测验，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党委讨论干部实行票决，特别是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已在江苏搞了好多年。在干部选拔上要扩大民主，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在泰州，干部从提名到考察到最后任用，要搞全程实录。”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郭广银表示，江苏一直在探索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性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把公推公选、公开选拔等作为选任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并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郭广银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几个数字：到2007年9月，江苏公推公选各级领导干部1776人，公开选拔科以上领导干部2658人，有1.6万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科以上中层领导岗位。

　　江苏省南京市，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地方。

　　“作为区长，你持什么样的政绩观？”“作为区长，在目前拆迁矛盾比较多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到既依法拆迁，又有情操作？”2003年11月19日，在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大会议室，主持人与代表正在向10名公推公选入围者提问。这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

　　这10名入围者是经过报名、资格审查、两轮民主推荐后胜出的。此前，他们被分成两组，分别到南京市白下区和雨花台区，围绕当地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了为期4天的驻点调研。

　　之后，10名入围者被全封闭3天，撰写调研报告和任职计划书。之后，其中的6人再由市委常委会票决和市委全委会票决。

　　现任江苏省省长、原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对公推公选干部曾表示：“公推公选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视野广，失误少，公正度高。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公推公选表面上是选了几个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创新了用人机制。”在总结南京市公推公选的经验时，罗志军说，“它探索的是发扬党内民主，在多数人中选取多数人的用人方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同时，就引进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在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公推公选、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等方面实现了诸多突破。

　　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首次对包括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在内的3个正局级领导职位展开了竞争上岗。而上海市则在2004年就在近10万名公务员中实行了竞争与淘汰并重的上岗制度，其最高级别涉及一批厅局级官员。

　　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次在国务院新闻办亮相。时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不神秘”。此间有评论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中共的党务工作开始由神秘走向公开和透明。

　　郭广银表示，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得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更加透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在江苏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基层干部群众对县、乡党委换届满意率达99.3%；江苏省委巡视组换届专项巡视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市委换届的满意和比较满意率为94.9%。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年61岁的李君如8年前就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已经有35年的党龄。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为人所关注。李君如认为，这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对中国政治体制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李君如进行了澄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他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李君如说，中国的第一场改革，是从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这是我们公开举起的旗帜，叫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我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现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通过这整套制度的变革，确保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政权，建立县人大常委会，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选，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君如说。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不但是个“战略家”，还是一个“策略家”。“他的战略有一套策略来配套实施，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进。好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能在经济体制中变为现实，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同时，又避免了大风大浪，避免把社会搞得很动荡，使人民处在一个很不安宁的环境中。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更不是说现在还没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30年，并且每一步都迈得扎扎实实。”

　　“所以今天讲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但李君如也提醒，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称，进行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宣传，都不能轻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既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实践创新。

　　李君如认为，没有过分宣扬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每一步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叫得很响，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实惠，结果国家都垮了。”

　　“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李君如认为，这次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联结点。

　　李君如说，我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急，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条件有措施来推进，不能盲目。“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但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不能重来的。”

　　“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国情，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李君如表示。

　　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先后担任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万钢、陈竺担任政府部长，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吴建民说，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心和重视下，中共和非中共人士合作共识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全国的机关干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非中共干部有31000多名。其中，在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任职的县处级以上的非中共领导干部一共有6000多名。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行列中，其中既有即将卸任的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去年才上任的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的国家部委负责人，也有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新的政协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专业性与政治素养兼备，他们将在新的岗位上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务实一点，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李君如得出的结论是：“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李君如当了5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他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程序及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

　　李君如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议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和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

　　“政协委员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李君如说。

　　李君如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

　　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就民主的形式来讲，李君如认为，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实际上有三种形式的民主：第一种是选举票决，通过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第二种形式就是协商式的民主。公民可以通过协商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来执行；第三种形式就是谈判，当各种政治力量在许多利益上的分歧相持不下的时候，就可以坐下来谈判。

　　李君如透露，人民政协这5年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关于支持、鼓励、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的形成，保护三江源源头的生态环境，都是政协委员经过深入调研、视察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报告，最后政府采纳。

　　“这就是说，决策之前可以协商，决策之后还可以继续协商，从而使这个决策更完善。因为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群众，群众诉求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完成。”李君如称。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在分组讨论的发言中说：“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前，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中南海进行了协商，充分体现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近年来，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已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称，现在有些人一谈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其实，竞争性选举也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我想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也可能把竞争性选举的范围扩大。没有哪一本书上说过中国竞争性选举的范围不能扩大。”

　　朱佳木指出，现在有些人谈到民主，脑子里就认为是美国的民主形式，把它当成标准。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新的保守，新的框框。我们现在讲解放思想，也要从西方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不要把西方的民主，看成是唯一的。

　　“适合国情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因此，民主还是国产的好。在中国，就必须树立中国的民主观，走中国的民主路。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而要倍加珍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房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关于中国民主的特点，房宁指出，中国的民主是具体实际的、中国式的。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房宁认为，要客观认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及制度优劣。思考民主问题，往往离不开对西方民主的评价。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

　　房宁说，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即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而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房宁提出，中国式的民主建设要遵循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民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中国人民民主权利要分三步走：主权民主，经济民主，以及在实现主权和平等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张树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张树华表示，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西方社会应该平心静气地正确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它们并无意挑战西方民主，却会丰富人类社会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式。相信未来世界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主会更加成熟、多样，民主之花会绽放得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中央政治的民主化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差。否则，陈良宇这种高官就不会落马了。”全国政协委员何新说。

　　何新认为，民主的本质，一是分权，二是对权力必须要制衡和监督。在我国，这种分权、制衡和监督通过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人大立法、政协参政议政以及畅通各种民意渠道，在国家制度和立法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何新表示，中国的集体领导是一种分权制、民主决策制。但有极少数地方官员在地方为所欲为。近年来，不断有一些“芝麻官”搞什么检阅、阅兵，殴打采访的记者，肆无忌惮。

　　何新说，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同时要从改革基层干部制度和权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要削弱极少数官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并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一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老百姓欢迎的真正民主化政治改革。(何春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