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我国对藏文古籍保护世界上绝无仅有(图)

　　格勒：出生在最低层农奴家庭 生命没有保障

　　主持人：格勒老师，您好！您眼中看到的西藏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西藏又是什么样的，这之间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网友说一说？

　　格勒：我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的名字叫格勒，是一个藏族学者，出生在青藏高原。我的家乡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县，那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从成都往西800多公里，在雅鲁藏布江和金沙江边上。非常有趣的是，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西藏的路上经过我们家乡的时候出生的，可以说我是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那个时代的环境和社会多多少少我也经历过一些，这里面有两个情况。

　　第一、作为传统与现代分界的社会标志就是西藏1959年的改革。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没什么变化，它保留原来的制度。在我的家乡，因为解放军来得早，所以它是1956年就改革了。我们家乡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新中国办的小学。而办小学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仍然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把整个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划分成十几种等级，西藏最高的就是贵族，贵族里面最高就是达赖喇嘛。

　　在我们家乡也是同样有贵族，贵族下面农奴又分成三种等级。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这是最低的等级，基本没有土地、没有住房、终生全家为贵族服务的，也就是为他们劳动、最后有一点吃的，这就是最低层的农奴。我出生的家庭就是这种家庭。

　　我们家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在我印象中当我懂事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在贵族家的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有几件衣服、垫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两个姐姐和我妈妈全部为贵族家打工，几乎没有家可言。而我又从小没有见过父亲，所以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很小。在这个社会当中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男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为当时一座小学也没有，没有机会接触社会，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世界。要么你去参与社会上各种械斗，要么就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的学经，有点出路。

　　械斗就是打仗，部落和部落之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局部的战争。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我们的家乡纯粹是藏族地区，但是内部又分为很多很多小块的头人的领地，大大小小的头人都管着一片农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草场、自己的地界，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发生一些不间断的械斗，这种械斗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冤仇不断增加，要报仇雪恨，所以械斗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像我母亲、姐姐，她们没有理智地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她们从父辈下来就相信宗教，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相信前世和来世，认为人是不断地转世，认为自己现在命不好，就是因为前世造了什么业，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识不到，同样的人为什么富的那么富，而穷的一无所有，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而进行挣扎或者是奋斗，她始终就是驯服的工具，也可以说是，自己一无所有，一生献给了贵族。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出生在那个时代，一般我们的传统是寄予厚望，至少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希望，所以我的母亲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要么就能够去学习、读书，所谓读书就是到寺院。所以那个时候她请求我们所劳动的贵族家庭，希望用她或者两个姐姐的的劳动成果，换取一个让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能够去读书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学校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规定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可以派其中一个孩子去报名到寺院当僧人，但是寺院的僧人报名是有规定的，孩子必须要长到七、八岁甚至十岁以后才能去，所以第一个办法就是先给我报了名。

　　第二个解决办法是让我5岁的时候，被允许在贵族家里的经堂打鼓祈祷，这儿需要一个仆人，当仆人就可以学藏文，我的学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启蒙教育第一是识字，当时没有纸和笔，也没有书，所谓老师就是僧人，拿一个只有一寸长的长方形的黑板。这种黑板很简单，涂一层比较旧的能吃的酥油，加一点灶灰，灶灰上面就可以用笔写字，写完了给老师看，他看完就给你改，然后就天天背，一个是写字，一个是背经典，再以后免不了每天就挨打，你一个字错了就要打一下，打得很厉害。所以我逃跑过很多次，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就是突然有一次来了一大批解放军，现在想可能是进西藏的军队。

　　那个时候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这些解放军就住在贵族的楼底下。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唱歌、骑马，我帮他们的忙，他们会给我吃玉米和大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上这些东西，所以交了一些朋友。

　　格勒：我的家乡1950年就解放了，但是在1956年之前一直是这样的，贵族统治。到1956年，突然来了一批干部，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动员学生入学。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受传统的思想教育，愿意送孩子读书的人不多，因为当时地方有很多人散布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我也不了解共产党，包括我的妈妈也不了解共产党，但是我妈妈一辈子就知道让我读书，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学校，只要能够让我读书她就愿意，所以妈妈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让我报名的。后来报名的人就越来越多，我们整个村子里面有大概100多人报名，其中的特点就是小学不限制年龄。

　　新中国解放以后，在甘孜县建立了区里第一座小学，建立在过去一个大贵族的宫殿里。当时也有很多笑话，因为我妈妈是个文盲，老师问我什么时候出生的，妈妈也不记得了，很多事情她也说不清楚，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在新中国第一个在家乡建立的小学读书，学校提供座椅，那儿还有吃的，国家包吃包住。

　　主持人：您读书的内容和以前读的有区别吗？

　　格勒：不一样了。刚去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家乡没有老师，是找了一个当地的喇嘛，他教我们是藏文，所以我们的语文、历史、数学全是藏文。老师也只有一个，那么多的学生，而且这个老师动不动就打人，但是时间不长两年不到，就来了一批从内地毕业的藏族或者汉族老师，开辟了其他的课程。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因为我不懂汉语，但是对于藏语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一直到四、五年级，我的藏语成绩很好，但是汉语成绩依然很差。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大家基础都差不多。

　　我们家乡以前就有一些汉族，是从河南等地流浪过来的，他们在当地结婚，也有一些后代，他们在语言方面就会好一些。比如在同学当中还有“韩”姓，但是他们的妈妈几乎都是藏族。我从小受母亲的教育，学习很勤奋，而且很刻苦。我们家都是农民，所以没有什么生活来源，我就非常节约，通过想各种办法，像学校要打猪草，我就多打一点，还帮人家打。

　　主持人：带有一种勤工俭学的性质？

　　格勒：是的。后来大概五年级毕业的时候，六年级还没有读，这个地方教汉语教不下去了，就选择了8到10个成绩优秀的人，送到了县里的小学去，把我送到了二完小学。从我们那里到县城有33公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村，离开母亲。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正式说汉语，学中文。因为那个学校原来的学生汉语说得很好，我们去的时候老师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差别太大，就把黑板分成两半，一半教我们，一半是教县城的人，我们写的是“人”什么的，其他的孩子已经开始造句了，我特别羡慕他们，因为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拼命学汉语，1960年后逐渐进入困难年代，吃饭也很困难了，我把国家给的补助节约起来换小人书看。

　　当时我第一次进入甘孜县城，第一次看到电灯、黑板、电影，之前我都生活在传统的六道轮回的环境中。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到了当地的一个民族中学，我们这个区里面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学，我们村只有我一个人，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了。

　　中学有80多个人，人太多了，分成两个班，对于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如何交学费，如何穿衣服，因为我一直在穿藏装而且没有裤子穿，别的学生都穿着中山装。很多的条件不具备，而且我的汉语依然落后于别人。这个学校分甲、乙、丙三等奖学金，为了照顾我第一次就给我甲等助学金了，这样的话我就有饭吃了。

　　我汉语比较差，为了赢得老师的好感就拼命做好事，比如说主动去做义务劳动，帮别的学生做作业，打扫卫生等等。所以学校每学期都给我评三好生，证书要盖章的，我母亲不认识字，她看到了这个章就非常高兴。我每次放假回家乡，带回家的就是三好学生的奖状。这是我妈妈感觉到最光荣的事情，她为我高兴，我也为她而高兴。

　　其次就是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家乡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一夜间全部庄稼被打毁。学校也比较困难，那个时候粮食非常少，由于这种原因，连续两年走掉了一半的学生。我们区八个县只有这一个中学，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是回家还是继续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自己决定休学了。不到十天，我妈妈就来了，她也是半个月来一次，每次都给我送吃的。她来了以后就抓着我的耳朵又把我带到了校长那里，说他只能读书不能回去。

　　主持人：当时你们的校长是如何挽留你的呢？

　　格勒：我的校长是藏族，人特别好，他说他不知道我没有来上课，既然这样他就让我妈妈回去，他负责管我。最后我只好又去参加中期考试了，这样就读下来了，成绩逐渐好了，汉语也越来越好了，我那个时候可以看《三国演义》等书了。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只剩下了19个人，最后分别送到了成都、北京，大家考的考，保送的保送，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西南民族大学，主要专业是藏语翻译专业。

　　 格勒：从1956年到1960年，当时整个藏区，特别是西藏发生叛乱。这个叛乱很厉害，因为当时达赖喇嘛是刚刚执政，他们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他的下面有自己的老师，可能就在寺庙到处去讲经，煽动叛乱。所以我们村子18岁以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周围的山上都在打仗。整个社会都不是很稳定，但是综合来说，第一、我有机会读书。第二、我们家民主改革以后，第一次有了房子，那是民主改革把贵族家刚刚修的新房子，分给我们家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第一次看到有玻璃，家里面还有电灯，玻璃可以反光，我当时还比较害怕，而且仓库进去以后还有很多的酥油、牛肉渣子，我们就捡着吃。后来我们就分了牦牛、马、土地，自己就开始种地了，家里的人第一次是为自己活着，我也可以去读书，家里还有很多喝的，酥油可以自己打啊。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去放牧，很喜欢放马、唱歌。

　　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我母亲依然是信教的，她看到了家庭的变化和我的变化而特别感激共产党！她教育姐姐应该为共产党做事儿，有些人不敢参加的，她就参加了。在村里面180多户中，我们家以前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后来就变成了以姐姐为代表的村子里面的骨干户，这个变迁是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

　　我们家分房子的时候，房子很大显得空荡荡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饭以后，看到了外面满天的星星，当时我特别害怕觉得是不是鬼火啊。妈妈说不是，后来我们就出去看，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因为我们房子大，他们问能不能住到我们家。妈妈说可以，然后就让出来了房子，他们其实不是住在我们楼上，他们就住在楼下马圈里。我的妈妈不同意，就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不同意，就全部睡在厨房里面。

　　第二天姐姐打水的时候，厨房里面全睡满了，可能一个班都在我们家，后来他们学习背水，帮我们干事儿，给我吃饼干，给我送照片。我和这些解放军呆了几个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了解放军，每次小学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画一幅画，就是解放军骑马背枪的画面，一方面显示了我会画画，让村子里的朋友们看看，另外也表达了我自己的感情。解放军送给我的衣服和鞋子太大了，所以都让姐姐穿了。解放军走的时候，姐姐宴请了他们，我妈妈也是特别同情他们，因为这些解放军都很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山上去训练。我妈妈就说那个班长，说他天天带得孩子们这么辛苦。我第一次对解放军有了一些概念，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外面的世界。这也是后来我考中学的动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小学到中学由于处于生活最困难时期，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奖学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读书的，也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如果没有解放，我最多是个僧人，现在可能最多就是喇嘛。我读小学的时候国家还发了几件衣服，妈妈让我记住一定要报恩，所以我读书也很刻苦。

　　1964年我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在这里一共从1964年到1968年，发生了文革大革命，后来就当了一年知青，回来分配到家乡工作。从工作开始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是77级的本科考进的西南民族大学，就读了一学期，老师就劝我去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学术问题，研究藏族自己的社会和历史，后来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要从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调研工作，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三年，我一直忘不了学习，后来就考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当时四川、广州都需要我，最后组织决定就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我的后面经历大概是这样。

　　主持人：您不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族硕士，而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您在很有意义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自己本身的民族，而享受到一些优惠政策呢？每一个藏族的学生要求都是一样的吧？

　　格勒：这种优惠政策是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西藏的学生都在有优惠，尤其对藏族学生可能更优惠。作为我个人来说，国家全部包了。考试不仅在成绩上，而且如果你表现很好可以保送，当时我考硕士的时候老师说我可以考藏文，那个时候我很吃惊。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恢复了藏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恢复了藏语文的教学和使用，后来在西藏还形成了一个法律，就是政府文件或者官方语言都可以使用藏语。国家为了保护藏族的语言，从1964到1968年我读的这个班就叫做“藏语文翻译班”。考硕士研究生，我考的是藏语文，很多硕士研究生跟我一样。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优惠政策了，本来你没有办法考本科和研究生。

　　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就是现在考大学，藏区考也有优惠分数，正是因为这样，还有西藏中学的学生考北京大学，肯定比别的学校分数要低，很多的西藏学生考入北大，就是因为他们享受了优惠政策。我们家乡的很多藏族同胞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藏中学去，因为有优惠，而且政府很重视。比如说北京西藏中学，是北京市政府专门从全市挑的最优秀的教师。办西藏中学就是中央对西藏的优惠政策，而且我的印象当中，国家对西藏的政策是必须是农牧民的孩子优先，这就是很大的优惠。

　　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在国家和中央的优惠政策当中读完了从小学到博士的所有课程，没有这个优惠我可能中学就已经退学了。

　　格勒：共产党尊重民俗习惯 藏文受到良好保护

　　主持人：刚才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藏语言文字是得到保护的，现在包括在西藏地区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呢？

　　格勒：国外很多人不了解藏语文。首先，藏区不像别的地方，西藏目前是我国唯一的90%以上人口都是主体民族人口的自治区，我们家乡藏族人口也是70%多，所以语言和传统文化就保留得比较厚重。比如说我的家乡，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人说汉语，内地派来的干部也都是必须学藏语的，否则你没有办法工作，做报告都做不了。后来我有个朋友写过一本书，这个书上也写了，调查了一年零一个月，在这种环境之下，藏语就自然得到了保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的党是不一样的，在民族地区就是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贫困的人民服务，从红军时代开始就特别尊重当地民族风俗，这是它成功的最大的政策。

　　我们家乡在1936年的时候有红军经过，朱德也经过我们家乡，我们当地的活佛和朱德就成了朋友。那个时候的红军是根本不随便进老百姓家的，也不进寺院，这都是严格的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到处写的标语，红军很受到当地宗教界和老百姓的欢迎。

　　我的家乡历史上从来没有军队进去过。第一个是清代的赵尔丰，整个藏区都占领了，但是这个地方打不进去。后来国民党的队伍也打不进去，再后来红军居然经过了这个草原，他们和当地的人谈了谈，而且尊重了当地的一切习俗，也不和当地打仗，所以就通过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个是尊重民俗习惯，一个是为老百姓做好事，一个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解放以后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也是第一条。

　　我从小学到硕士研究生一直在学习藏文。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的努力下，西藏地区的人大常委会通过法规把藏文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官方语言，所有大小会议都要翻译，电视台必须有藏语播音，报纸必须有藏文，所有门牌也要写藏文，这个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是国家和当地各级政府下了很大功夫的，现在也培养了一大批这种人才。我们家乡解放刚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甘孜日报》，报纸都有汉文、藏文版。

　　 主持人：您现在进行的课题的研究成果表述出来是用藏文还是汉文呢？

　　格勒：改革开放以后我研究的是藏学，这种学科很多国家也有。我们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主要是调查藏区各地的社会形态，到底西藏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经过了上千人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西藏原来是个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直保留着1000年这种社会没有变化。同时也研究了当时的文学，研究藏语言的文字。

　　说到研究成果问题，西藏社科院有藏文杂志和汉文杂志，中国社科院有藏文杂志、汉文杂志和英文杂志。目前加起来全国也有不少于二三十种，不仅是我们，国外有很多人都喜欢看，其中一些学术杂志登的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有时候用中文、有时候是藏文，我有时候是用英文写。

　　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也是非常高兴的就是，我国对藏文古籍的保护，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1986年刚刚毕业，分到了中国藏学中心。中国藏学中心的总干事要接见一个外宾，他是匈牙利人，他研究了一辈子我们的大藏经，大藏经就是1000多年来形成的藏文经典。大藏经里面积累了所有藏传佛教从印度翻译过来的97%的内容，有汉文大纲和藏文大纲。以前有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是由西藏地方政府或者是头人拿钱印刷的，对他们来说印这个不是研究，而是为了宗教信仰。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大事，要求研究、对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能力、水平和条件。所以，这位客人来了以后，听说我们在搞这个工作，他一个是摇头，一个是激动，这个外宾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们打工啊。

　　我们从1988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藏文大藏经对勘部门，把各种版本的藏文一页一页对照，看有没有区别，到今年全部完工，完全出版，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种工作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学者高度赞扬，这个工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国家给的钱。现在国家民委就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而且中央成立了一个格萨尔语言办公室，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这个格萨尔办公室，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有这个办公室，我最早做研究的时候还写了一篇这种文章。此外，我国的藏学研究人员世界上最多、机构最多、花的经费最多、成果也最多。

　　主持人：在解放前后您母亲的宗教信仰一直是有的，她最大的信念就是感激，感激解放军、感激共产党，在藏族地区老百姓的宗教信仰是一直得到保护的吗？

　　格勒：这个分几个阶段，共产党在西藏藏区是经过了几个阶段的，第一个是红军时代，我们这次为了迎接奥运会单位搞了一个西藏文化博物馆，我们征集了很多遗迹文物，当时有解放军写的“喇嘛教信仰自由”标语等口号都保留下来了。第二个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民主改革，西藏是没动的，当然信仰就存在，寺庙也存在。1959年以后民主改革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寺院是贵族的，都要进行没收和分配，因为藏区的寺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合。寺院有上千万，寺院是最大的贵族，他占的土地和农奴最多，我们家乡的几个寺院垄断了70%的资本，民主改革就彻底改革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藏区严禁信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造反派掌权的时候，有些寺庙就毁掉了，但是通过国家也保留了一部分。一直到1977年以后纠正各种错误，恢复很多政策，这里面最早恢复的政策就是宗教信仰，拉萨恢复了传教法会，各种宗教活动都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了，得到了充分尊重，发展到现在。

　　现在所有佛教节日恢复了，而且在国家的帮助下，在北京建立了高级佛学院，各个省和地区也建立了佛学院。因为那么多年没有人念经了，有些人当喇嘛也不会念经，所以国家建立了很多佛学院，想要培养一批学经水平高的人。西藏也建立了佛学院。另一方面就是除了恢复学经以外，还恢复了藏传佛教学位制度。我们研究的成果报告中央批准，现在北京第一次在黄寺成立了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我亲身经历的变化最大的就是家家都有经堂，家庭自己信仰随便。我妈妈、弟弟去世都可以念经。朝圣就是宗教的重要内容，妈妈背着我走到拉萨大昭寺朝圣，这样她认为孩子比较有前途，到西藏朝圣全部恢复了，现在走路的人不是那么多了，因为现在坐飞机和坐火车的人多了。各地的这些宗教仪式都全部恢复了。

　　宗教方面的信仰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期。解放前，政教合一在西藏持续了很长时间，宗教和政治不分，寺庙不仅是宗教场地，也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财产，这是不合乎宗教本身最早的意愿的，佛教应该是清心寡欲的，而不是为了掌权、发财，应该为大众服务。但是实际上就发生了变化了，宗教卷入到政治、经济中了，统治整个藏区，影响非常不好，造成最后的结果就是很负面，原因就是宗教发展到最后就是一切为了宗教，任何人反对宗教就判刑，如果背叛了宗教就没有办法活，因为宗教是最高利益。所以，经济发展完全停止，群众的生活几乎都很贫困，没有裤子、没有袜子、没有鞋穿，更谈不上工业化、交通发展。

　　1981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央邀请了达赖喇嘛的哥哥等家人从美国过来参观藏区，当时国家副主席乌兰夫接见了他，我当的翻译。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当副教授，他当时就说，这次看了西藏他很感动，变化很大，旧西藏全部的财政加起来也修不了十公里的路，现在修了这么多的路，说明了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

　　格勒：拉萨暴力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信仰问题

　　主持人：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近期发生在拉萨的暴力事件，是不是佛教教义所允许的呢？是不是藏族文化所允许的呢？

　　格勒：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说了：

　　第一、骚乱的时间选择是3月10日以后，这是在国外达赖喇嘛作为他们“西藏独立”的起义日，这个骚乱事件当中一些少数僧人高喊“西藏独立”口号，还拿出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同时我看到了报道说，“藏青会”搞骚乱以前就已经提出了口号“为了西藏，要流血牺牲战斗”。

　　昨天我才知道公安部破案时发现了枪支弹药，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打砸抢烧，甚至还有杀人事件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我觉得达赖喇嘛多次讲放弃“西藏独立”不真实，是个谎言，他现在搞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就不得人心！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公开承认过“西藏独立”，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搞“西藏独立”当然就不对了。

　　第二、这次骚乱事件的骨干是僧人，在拉萨、阿坝等地，僧人出来搞打砸抢烧事件，这个影响极不好。因为宗教信仰的宗旨是以仁慈为怀，我们小时候连虫子都不能杀，怎么能杀人呢？这损害了佛教的形象，损害了喇嘛的形象，违背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不仅违背了法律，也违背了藏传佛教，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达赖有个公开信，说“西藏人民处于惶恐之中”，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们调查的结果是，老百姓他们非常满意的政策第一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就是区域自治政策，第三就是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度的政策，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政策会变，最担心的就是西藏发生骚乱、暴力事件破坏了他们现在安定和谐的社会。

　　现在西藏及其其他藏区很多老百姓致富靠的就是旅游，一个暴力事件就把旅游破坏了，吃亏的是老百性，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来讲都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引起全世界中国人的公愤和谴责也是应该的。这次被害的不仅有汉族，也有藏族，这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信仰问题，完全是一种政治伎俩，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企图破坏奥运会顺利在中国召开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