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广东经济特区酝酿过程 邓小平定特区名(图)

　　50号文件同意建设特区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南都：中央同意建设特区是在什么时候？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盎然春色。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杨剑：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关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统筹：本报记者 许黎娜 贾云勇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吴南生提供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南都：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成为了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临行前，我就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省委会议室，对他们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

　　之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这一别就30年过去了！

　　当时深圳外逃问题严重

　　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南都：您负责广东特区工作之后，什么时候到深圳的？

　　吴南生：谷牧回北京后，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驱车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强调要力争在较快时间，在深圳建成一条“富线”。

　　提出建设深圳12个问题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我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同时解决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

　　南都：这次实地调查之后，您对深圳以后的发展有了具体的思路吧？

　　吴南生：我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部分。

　　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1980年3月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南都：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后来为什么改成了“经济特区”，具体是什么时间改的呢？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布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

　　1979年12月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中央各部委办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是当时在北京一次很轰动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要办科研、商贸、旅游、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在汇报中，我还提出参考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正式下达。

　　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筹划特区先立法

　　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南都：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原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和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到。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个市内，就有一个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问题。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为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更确切些。

　　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通过

　　我解释，特区是中国的，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王守江向叶帅报告，叶帅说“明白了”

　　南都：按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需要广东省人大通过就可以了，后来为什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呢？

　　吴南生：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不然，有一天杀了我们的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3月-1983年6月）。这时他正好在广东视察。我当面请求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很支持。他回到北京后不久，要王守江（叶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审议地方法规，无须讨论广东的特区条例，那怎么办？我请守江转告叶帅：特区是中国的，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守江向叶帅报告后，给我回了电话说：老帅说，“明白了”。从电话里，我隐约觉得他很高兴。

　　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四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江泽民同志在这次人大常委会议上所作的说明，即是已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一篇。

　　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南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吴南生：《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108人的规划设计团

　　我兼任特区的工作后，即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特区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市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

　　南都：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达327.5平方公里，当时是怎样规划的？

　　吴南生：我兼任特区的工作后，即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特区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市从全国请来了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建设深圳特区的方案，经过多次的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一场大雨改变了计划

　　原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

　　南都：据说，在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时，最初的计划并不是首先开发罗湖，而是其他地方。

　　吴南生：对，我们首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平整土地。但一场大雨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制作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与我深有同感。我们和工程师们一起，不断探讨有关规划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投资预算也在10亿元以上，而根治罗湖水患，则需要巨额资金。刚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为钱而发愁，深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更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成本。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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