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切莫把慈善家“老龄化”看作是富豪之耻，这是社会之痛，其实曝露了整个社会的隐伤。也许惟有包括富人在内的国人，能够崇尚慈善，把慈善当作生活方式，慈善家“老龄化”才不会令人杞忧。

　　4月2日，胡润正式对外发布“2008年慈善榜”，上榜的百位慈善家6年（从2003年到2008年）累计捐赠近129亿元。根据榜单，重庆籍慈善家共有5位，数量居西部第一。胡润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慈善家的年龄在逐渐“老龄化”，上榜的100位慈善家中只有一位捐赠环保。（4月3日《重庆商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然而，我们却发现，在慈善榜上，熟面孔居多，新慈善家寥若星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慈善家的年龄在逐渐“老龄化”，这种尴尬意味着青黄不接，意味着慈善事业的后进乏力、后继无人，甚至有断层之虞。面对这一颓势，有网友忿然：中国的富人从来就是为富不仁，当改造的国民性中，富人是首当其冲。言辞中，俨然把慈善业的不景气归咎为富人的不仁。笔者认为，该论调值得商榷矣！

　　英雄总会迟暮，美人总会白头，慈善家总有变老的一天，比如，职业慈善家余彭年已至耄耋之年。在道德胁迫下，即便慈善家倾囊而出，又能如何？以余彭年为例。余彭年先生自2003年迄今，已捐赠30亿元善款，连续3年折桂胡润慈善榜，连续3年蝉联中国最慷慨慈善家的美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余彭年几乎捐出了个人全部财富，其捐赠的财富数额与其个人财富的比例，高于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由此而言，即便像余先生这样的慈善家完全透支，也未必改观目前颓势日显的慈善业。

　　正如胡润所称：“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富豪都热衷慈善。”今年进入慈善榜的100位慈善家中，只有66位来自“2007胡润百富榜”。由于在2007年没有更多的捐赠，国美黄光裕和女富豪玖龙纸业张茵今年均未进入慈善榜。这一事实亦表明，富豪的捐赠意识并未热情迸发。不过，我们对之不必过于腹诽，慈善的大敌是索捐。我们更应该追问，构建慈善大业，是否该仅仅寄希望于富豪？慈善大业是否仅是富豪的必选动作？

　　曾几何时，我们对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激赏不已，因为他们是慈善史上巍峨的高峰。比尔·盖茨将高达5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的98％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则已经捐出其财富的85％，约合375亿美元。毫无疑问，盖茨和巴菲特堪称慈善天空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如果仅仅他俩当作美国慈善家的全部，则失之狭隘。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业已培育了成熟的慈善文化。数字显示，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无独有偶，《人民日报》驻瑞典记者丁刚，曾谈到他在瑞典所看到的慈善现象。丁刚称：“我认识的瑞典人几乎个个都有捐赠的经历，慈善早就深深地融入了瑞典人的生活。”丁刚以斯德哥尔摩一名60多岁老人阿兰为例，阿兰靠收手推车和捡旧瓶子挣钱，日积月累，含辛茹苦，10多年来，最终积攒了100万克朗（约11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然后把这笔钱老捐给了瑞典癌症研究基金会。这真是一个令人感怀而且欣慰的例子。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慈善文化相形见绌，全民慈善尚未成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总共10多亿元，之后两年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华慈善总会统计发现，目前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另有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平心而论，在慈善数据上，进行简单地类比而不考虑国情，未必公平。毕竟，国外的慈善事业发端早，运作机制完备，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慈善文化。反观国内，人们不愿捐赠的原因之一即是捐赠环境不好，比如善款被挪用现象频仍，比如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还有慈善机构官方色彩过于浓厚，等等。此外某些富豪的财产来源确实不够透明，担心露富会引火烧身从而不敢捐赠，等等。

　　无论如何，切莫把慈善家“老龄化”看作是富豪之耻，这是社会之痛，其实曝露了整个社会的隐伤。也许惟有包括富人在内的国人，能够崇尚慈善，把慈善当作生活方式，慈善家“老龄化”才不会令人杞忧。当然，正如业内人士指出，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当富人把慈善当作精神力量，当普通百姓把善念当作信仰，当政府为慈善事业构建出良好的制度设计，笔者相信，我们的慈善文化一定会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