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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康厚明:“我是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工”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北京

  “两会”期间,媒体对3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密集采访,均是在会议前期,到了会议尾声,虽然记者来访减少,但3 位代表也疲乏了。来自广东的胡小燕代表,直言她“有些害怕了”,婉拒采访;来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仍很热情,但坚持要通过上海团的新闻联络人安排采访活动,而新闻联络人魏先生则以“朱代表太累了,我们就让她歇一下吧”为由,不同意安排记者采访。

魏先生建议记者去看看网上的相关报道:“她要说的话网上都有了,光经我手就给她安排过七八十次采访了。”

  只有来自重庆、朴实厚道的康厚明代表表示仍然有空,也愿意见记者,但他跟记者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干活的人,不太会说话,我推荐你找朱雪芹吧,她讲得很好。”受访过程中,康厚明代表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学习”。

  “我是700万分之一”

  《南风窗》:你在重庆当过县、区或市人大代表吗?你跟当地的人大代表打过交道,听他们讲过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吗?

  康厚明:我没当过人大代表。咱是农民工,以前完全没有这个机会。我认识个别的县人大代表——我们村村长,我也没听他讲过人大代表都有哪些职责。我2002年在村里入党,只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时,才有机会学习。

  《南风窗》:你是怎么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的?你是重庆市农民工代表的唯一候选人吗?投票给你的代表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

  康厚明:重庆农民工代表的候选人肯定不止我一个。我是由我们公司工会推荐到重庆市总工会,又由市总工会推荐到重庆市人大,参加选举的。我们公司(重庆城建控股第一市政公司)是国有大企业,光农民工就有十几万人。我的材料都是报上去的,代表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了解我。另外,我所在的班组比较出名,当过多年先进,我也当选过全国劳动模范。

  《南风窗》:重庆市有700万农民工,只有你一个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是700万分之一,你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吗?

  康厚明:700万农民工,这个数字是很大。我是700万分之一,你要说幸运也算幸运。不过,2005年评选全国劳模,全国评了20多个,重庆也是只有我一个,也是700万分之一。

  《南风窗》:来参加这次全国人代会之前,你在农民工中间搞过调研吗?

  康厚明:我是最底层的农民工,整天干活,学习少,不像朱雪芹、胡小燕她们能说会道。我是2月18日接到代表通知书的,2月28日就来北京了,中间儿子有病,还要照顾他,只有两天时间搞调研。工友们听说我要来北京开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有的是自己能解决的,有的是班队能解决的,不管该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南风窗》:但是3名代表中,你是在会上提交建议最多的。

  康厚明:我打工这么多年,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多得很,这次提了4个最主要的: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加强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小孩的照顾,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南风窗》:开了十几天会了,你知道自己这个人大代表都有哪些权利、责任和义务吗?

  康厚明:刚当上人大代表时,我只是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自己把农民工中间存在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些建议就行了。现在,我更关心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回去以后,我要向工友们宣传大会精神,自己还要学习法律、代表职责等知识。这次会上发了很多书:各种手册、法律法规等,我都装了满满一纸箱。我得先把这些东西基本掌握了,才能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否则,去跟人家交涉,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今年5月份,全国人大要在深圳为我们新代表搞培训,我也报名了。

  “富人不能光为自己说话”

  《南风窗》:你和广东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有些相似之处,比如胡小燕说她月工资2000元,你不也是2000元吗?不同的是她外出打工6年,而你已经打了28年工。另外,你们这次搞的都是建议而不是提案,而且也都提了关于农民工社保缴纳“一卡通”的建议。

  康厚明:胡小燕的工资比我高多了,有3000多块吧。我16岁出来打工,最初干一天只挣1块8毛钱,整整10 年都没有存钱,全都贴补家里了。现在我有3.2万元存款,都是儿子上初中时存的,后来他上大学,一年要花2万多块钱,我照样存不住钱。

  社保“一卡通”的问题,我很早就想到了。我们跟胡小燕不一样。小燕所在的厂里全部是农民工,包括高管人员也是,所以这部分农民工,厂里也给他缴社保。我们建筑行业里正式工和农民工都有,除了工伤保险是国家硬性规定缴纳的,社保是跟老板(包工头)关系好的农民工,老板给缴了,多数农民工没缴。

  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读过书以后,进工厂打工,我们建筑工是从农村一下子出来的,文化层次低,什么都不懂,技术最差,所以我又提了关于技能培训方面的建议。技能培训搞好了,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企业效益也提高了。我觉得政府可以对农民工搞全面性培训,用人单位根据需要搞专业性培训。

  《南风窗》:胡小燕说中国的农民工有2.1亿人,还有人说是1.7亿,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你觉得自己是代表全国的农民工,还是只代表重庆市的农民工,抑或是代表建筑行业的农民工?

  康厚明:2.1亿人这个数字差不多。3月12日,全总把我、朱雪芹、胡小燕3位农民工代表请去开座谈会。根据他们的调研,全国农民工有2亿人左右。

  我对建筑行业的了解多些。今后也会关注其他行业的农民工,还要多了解国家和社会,凡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我都会做到。

  《南风窗》:你来参加“两会”是代表农民工的,你觉得其他阶层,比如富人、企业老板也都应该有在“两会”上为自己说话的人吗?

  康厚明:过去没有农民工当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有了,已经是一个进步了,2亿农民工,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现在政府已经算重视了,而且很多老代表也心系农民工,在讨论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过农民工,所以我们3个人不感觉孤单。还有新闻媒体也很关心农民工的问题,光我接受过的采访就不下一二百次了,他们都很热情。

  富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事,我没思考过,不好表态。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当然,富人的致富经验可以推广。

  富人当人大代表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光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南风窗》: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这次提的建议,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的,实际上这方面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农民工常常是利益受损的一方。

  康厚明:我跟朱雪芹、胡小燕她们不同,她们在工厂里,如果干得好,可以干5年、10年,一直干下去。我们搞建筑的流动性大,就业机会多,如果与老板有冲突,他会炒农民工,农民工也会炒他。我们只要技术好,在哪儿打工都不怕。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压成本,不但会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质量也没有保证了。比如5000万元的项目,他4500万元拿下了,怎么消化这500万元?就要在施工上做文章。所以,企业竞争应该有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政府就不要给他做。

  不过,我们公司是大企业,做得好,没有拖欠过农民工工资。我们住在民工楼,12个人一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我也代表农民”

  《南风窗》:深圳的农民工有很多退保的,重庆退保的多吗?

  康厚明:重庆因为参保的农民工很少,所以还没有退保的。重庆工厂里的农民工不多,700万农民工的一大半都在建筑行业,我们在职业方面长不大,干得最好是当老板,咱又当不成老板。

  来到北京后,我问了一些在建筑行业里工作的农民工,他们说,北京的农民工社保金缴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但是北京农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这是社会风气、教师素质等问题造成的。

  《南风窗》:有人说,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已经进入了管理阶层,不算是真正的农民工了,你怎么看?

  康厚明:我不算是什么管理者。我当了9年班长,每天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下班。(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我要回去几天,手就又变样了。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管理者。朱雪芹的学历高,工作环境好,还去日本学习过,她已经进入了高层次,90%以上的农民工达不到她那水平,很多正式工也没她好。我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民工,说话欠缺很多,大道理不会讲,只能说些实际情况。

  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层次,只要对农民工关注,为农民工说话,并且心里想着国家事务,他就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南风窗》:除了代表农民工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代表其他群体说话?比如会不会替农民说话?

  康厚明:我也代表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始终还是我的牵挂。我来开会这十几天,800块钱手机费都打没了,今天早上才又充上。好多农民给我打电话,反映他们的问题。昨天一个河南农民说,他的孩子被拐卖了,让我管管。我说这是该公安局和派出所管的事呀。他说他到派出所报案了,警察也在找,但是还没找到。我说只要他们努力在找,就属于正常。

  《南风窗》:胡小燕说她将来一定会回老家,你将来也会回老家吗?

  康厚明:我们家乡18~60岁的人,2/3都外出打工了,大部分都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四五十岁的人将来想回去,年轻人还是想出来生活的。但是回不回去,是由挣到的钱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民工最终还得回去。如果他有一些钱,可以在镇上买房子,一套10来万,但是必须要有养老保险,因为他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城市,回去种地也种不动了。

  所以我也提了廉租房的建议,现在城里的廉租房只考虑有城市户口的人,我觉得应该把农民工也加进去,给他们多些家的温暖。

  《南风窗》:这次你跟与会的其他人大代表交流得多吗?你觉得你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康厚明:老代表们对国家计划、法律、科技进步等情况掌握得多,发言和议案内容很丰富。我是最基层的农民工,参政、议政方面不如老代表们懂得多,只是对基层的了解比他们稍多些,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3月9日,李克强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时,我发了言,说农民工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把自己那4个建议说出来了。李克强问我:你说的都是事实吧?我说是。李克强说,好,我都记下来了。

  《南风窗》:回去以后,你如何处理本职工作与履行代表职责的时间冲突?

  康厚明:我们那个班组,技术好的、师傅级的工人多,所以我也丢得开手,说出来就出来了。像这次出来开会就是。 (责编/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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