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言口述江泽民“能源情结”

　　沈永言口述江泽民“能源情结”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采访整理

　　年过八旬的沈永言老人原是长春一汽副厂长，195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汽工作时的搭档，两人亦结下私人友谊。

　　此后半个世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总会在晚间的沈永言居所响起。

　　最近半年，江泽民在酝酿写作《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期间，也曾多次与沈电话联系，并请其代为搜集相关资料。

　　该文发表后，有人感到疑惑，江不具备能源科班经历，亦无与能源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为何劳心撰写万字学术论文，外界普遍感觉惊讶。而对沈永言来说，却并不奇怪。

　　4月6日晚，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段他所知道的有关江泽民能源方面的思考。

　　30年翻译一本书

　　1955年，江泽民赴前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实习岗位是该厂动力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该科在当时分管电力能源的使用和管理。

　　他的实习老师是特莱霍夫，是该厂节能总监。一年后，他回国前，老师转赠其一本自己撰写的书，书名是《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盼其在中国推广。

　　江泽民回国不久，发生了“反右”等事情，形势变幻，出书一事一直搁置。直到1962年，他调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相对空闲，才将书翻译成中文。

　　1965年，江泽民将译稿寄给我，请我校对。然而，“文革”浩劫使计划再度中断，许多俄文书丢了，他在武汉的处境也不好，于是不了了之。

　　二十多年后，他61岁那年，已经是上海市委书记的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翻译稿还在不在？我查了下，只有中文稿，书已经没有了。江又通过朋友，找到了原书。

　　他再把书寄给我是1988年的事情。1989年，他当了总书记，上任不到半个月，又给我打电话问书的事情，我说，“你都当总书记了，还关注这个干什么？”他说，“受人之托，不完成心不安。”

　　1989年底，我把校后的书稿寄给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1月，书出版了，作者特莱霍夫，翻译江泽民，180页，当时只印了5000册。江在1989年11月提笔给书写了序言。

　　两篇学报论文

　　我后来想，1989年那会，他本以为自己要退休，重拾对能源的兴趣。1989年初，他打电话告诉我，提到上海拉闸限电很严重，请我帮他搜集一些关于能源的资料。

　　我整理了一大堆资料给他，原来一汽动力分厂的副科长周怀飞，也提供了许多资料。江自己整理了一篇文章，4月的一天，我打电话过去，贾廷安接电话说，他去交大做讲座了。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交大学报上，他也被聘为交大兼职教授。我和贾开玩笑，江是准备要退休当教授了啊。

　　他那篇名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的论文里的不少节能例子就是当时一汽的例子。

　　那个时候，他提出了节能的重要性，并且开列了一系列节能工作的要点，强调用法律手段督促节能工作；要充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杠杆和有关的经济政策，推进节能工作等等。

　　2007年底，在电话里，我感觉到他明显又对能源产生了兴趣。他看了些资料，还和我讲了月球上的氦三同位素物质，说1吨这样的物质就可以解决全国一年的能源消耗总量。还提到了可燃冰资源。

　　他在电话里和我提到，过去的二十年，1980年到2000年，要用能源的一倍增长来确保经济总量的翻两番，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但问题是，从2000年至今，连续7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即电能消耗的增长幅度大于经济的增长幅度。这不太正常。他有些忧心忡忡。

　　二十多天前，3月上旬，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带了一个代表团到一汽考察，希望将江泽民以前的论文和那本译著重新成书再版。他也觉得书有再版的必要，国家必须在节能减耗上加大力度，提出节能优先。我对他说，光号召还不行，必须有实质的体制举措，比如对节能减排实行一票否决制等等。

　　4月3日，他还给我打电话，知道论文发表了，4月9日在北京会有一场关于论文的学术研讨会，由曾培炎主持，他说他会参加。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