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华文化装进一个“城”？

　　将中华文化装进一个“城”？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

　　垂直相交的日东、京福两条高速公路，南北走向的104国道，东西走向的朱雀山，分别构成东、西、南、北四个轮廓边界，一个100平方公里左右的矩形区域，把主峰海拔215.4米的九龙山正正地框在中心。

　　框里面是一个镇，40个村庄，7万人口。这块“灵山宝地”，多年来只是平静地拥着麦田、桃林和村庄。2008年2月开始，为了“确保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顺利进行”，这个区域已由济宁市政府明令加强保护管理。它的北、南两端，分别是曲阜和邹城市区，东西方向贯穿尼山、凫村——分别是孔、孟两大圣人出生地。两条轴线“交汇于九龙山这块灵山宝地，突出了标志性特点”，这是建设项目汇总方案的描述。

　　在一张图纸上，相应的位置画了一条龙，面南背北，回转盘旋，文字这样说明：“九龙山山体造型似龙，天然具有一种中国龙的神态与气度，规划方案必须有利于烘托这一天然的文化标志造型。”另一方案提到九龙山南部9.2平方公里的开阔平地时说：“从风水学角度分析，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南部的开发建设象征标志城蒸蒸日上、前景无限的美好未来。”而复旦大学的方案提出：“在方城南部开挖九龙湖，将朱山（九龙山山体群落中的一座）置于湖中，形成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优良风水格局……”

　　构思一座城

　　2006年，一道题摆在葛剑雄的面前，“一方面是‘中华文化’，一方面是一个‘城’。这两者要结合起来，是个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好后，海外客人来到中国，如果只有三天时间，那么只需要到这里来，就可以领略中华文化的大体风貌了。

　　葛剑雄所在的复旦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五家设计机构，同时面对了这个命题。把“中华文化”装进一座“城”、并落地在山东济宁的设想，就此开始。

　　复旦大学为标志城构想的“文化副都”功能概念，已经在后来的争论中广为人知。方案要在核心区兴建“一堂两馆”，分别是陈列先贤的伟人堂、中华文物展示馆和中华历史展示馆。葛教授强调，进入伟人堂的先贤，“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授权批准，由国家发布命令。”至于历史文物陈列，则不必像博物馆陈列那样求真：“可以虚拟，可以是三维立体的，可以是仿造的。但是我这里最全，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包括流落到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三维照片。历史场景，甚至可以像美国环球影城那样表演。”

　　五个方案中，人民大学的设计包含了最详细的建筑群设计，对于将中华文化装进一座“城”，它给出了另一个具体的想象空间。

　　按照这一方案，人们走进标志城，首先将进入先祖殿膜拜三皇五帝，然后转入先贤廊，顺着拱卫圆形广场的108尊汉白玉或大理石人物雕像，来到往圣堂膜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和孔子。这时候，你已经绕着这座“拟能容纳3万人同时集会”的圆形广场走了半圈，应该已经看到了9丈9尺高的“和合柱”……

　　雕塑、陈列室、殿前广场、沙盘模型、浮雕壁画、大型水盘、大型城模，各种景观形态忙不迭地分担各种“中华文化标志”的代表性。在这里，古代泉州、广州、汴梁等城市的商贸景观要用模型重现，艺文宫里播放着古乐，礼乐宫里正在现场传授冠礼、射礼、释奠礼……

　　方案中列出了65人的“待选先贤名单”，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朱熹、李白、玄奘等并列其中；有成玄英、张弼、子张，却没有张衡、郭守敬、祖冲之……

　　有人提出质疑，方案负责人私下说：起初没有开列名单，后来“规建委”觉得有必要加上，就请社科处处长去做，社科处处长太忙，最终交给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

　　填满这座城

　　“文化副都”概念的重头，是从北京转移出部分文化功能——国家级或文教相关部委的颁奖仪式，经国家批准的各类学术、文化、教育、科技颁奖仪式和相关展览等等。假设有一天基建完成设施齐备，接下来要考虑的必定是“人气”。“还可创设一些新的活动”，比如全国性学位颁发仪式——由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博士、硕士、学士代表颁发学位证书；在每年教师节由国家领导人向优秀教师代表颁奖，举办全国敬老节、青年节、成人节、儿童节的庆祝活动等等。“甚至我还提了这么个建议——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跟国家行政学院应该在那里办分校。那不就经常有人了吗？”葛剑雄说，“如果国家纪念堂一年要举行10次国家级重大活动，比如抗战胜利纪念日、清明节、伟人生日……平时有人参观，就不是个废城了。”

　　一位山东教授不无忧虑：“一些政治性很强的行为，与中华文化标志城凝聚海内外不同党派、不同政治派别华夏儿女的初衷，是否冲突？”

　　在核心区外围，葛剑雄留下了更开放的想象空间：“延伸区、扩展区这100平方公里，甚至可以设想允许普通人申请建宗祠。比如姓郭的，要申请建一个郭氏宗祠，只要合法，他出钱，你为什么不能批准呢？它可以向所有人开放，当然要有一定门槛。”

　　方案这样估算了客流量：行政规定性的5万人次，主要是国家级重要纪念仪式；国家公务员每年40万人次，轮流在此接受一次为期5天的中国传统和历史教育；每年各种颁奖会30-50次，共计20万人次；全国大、中、小学生每年在此接受为期5天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教育，100万人次。加上全国性成人仪式、学位颁发仪式以及旅游观光，总共是373万人次，方案设想每人每天在此消费200元，由此算出——年收益约7.5亿元。

　　目前估计的核心区项目建设规模，是75亿元。

　　在复旦大学方案中，该区域作为“城”的特性，被考虑得最为全面。

　　设计者认为：这座城的员工与家属，也就是常住人口将达到5万-10万人。在葛剑雄的设想中，高端人才需要引进，中低端的服务人员可以在当地居民中培训。甚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就可以办职业学校，培训人才。

　　2008年1月，一次专门讨论标志城“怎么建”的会议，在济宁召开。几份方案，一起摆在23名山东省内各界专家的面前。学者们的一些私下交谈，或许更能直指问题的关键。

　　一位教授说：“讲得这么神圣、庄严、慷慨激昂，就说这是个让人放松精神、观光游览的地方有什么不好？把那些贪官都弄去就好了？”

　　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把一份文件发给与会代表，陈述了他兴建九龙祭坛、三皇五帝殿、名人纪念堂、佛寺道观、国粹馆等建筑群的设想。在设想中，佛寺道观体现三教合一，有信众人群作为潜在的客流量；国粹馆中展示京剧、武术、围棋、杂技、书法，可打造成为书画艺术品的集散地、文物拍卖和股东交易市场。

　　却有一位教授马上说：“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就得成假古董、假字画的集散地。”

　　有人一夜之间画出了一个“文化树状图”，每个分支对应不同的建筑及文化内涵。有人建议只建一座现代大成殿。还有人建议：恢复九龙山一带山水的原始风貌，最好不要在山上搞任何建筑，而这一方案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会议持续4天，据济宁市的工作人员讲，身为中国周易学会会长的刘大钧教授，几乎成了最忙的一位——每天晚上，他都被当地官员邀到各处去看风水。

　　不久后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研究地下岩层的学者提出：还应考虑兴建地下广场，至少不占土地。

　　不少教授曰：“上天入地，这个确实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