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入股：重庆唤醒沉睡资本

重庆试验当中，撂荒地也可以挣钱了 Phototex／图

　　农地入股：重庆唤醒沉睡资本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肖华[2007-07-11 15:48:38]允许以农民土地入股，成立公司。重庆“城乡统筹”第一步，始于土地。

　　尽管试验仅是揭开序幕，但若能由此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既能守住耕地的底线，又能获得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同时让农民享受土地的收益，重庆试验将因唤醒沉睡的资本而被历史记住。

　　第一步：土地流转。

　　重庆这个城乡统筹发展新试验区的第一步，迂回而出，却直切肯綮。

　　这一步谨慎地隐蔽在重庆市工商局最近发布的一份文件里。被称为“50条”的这份文件，给出了支持私营经济与国企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新农村建设等50条措施，并明确允许以农地经营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各种企业。

　　尽管还设定有种种限制，但官方发文明确认可土地入股，在全国尚无先例。而以工商局承诺为此类经济组织发放营业执照的方式来承认这种土地流转形式，重庆可谓举重若轻，亦巧妙留下进退自如的空间。

　　这是试验区内为城乡统筹发展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在“先行先试”的宽松氛围中，重庆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正在忙碌地为这个主题制定政策，不日将陆续出台。

　　可以想见，就像南海边的那个圈发生了无数故事、黄浦江畔的荒地上出现过种种传奇一样，新的大戏如今将在这个闷热多雾的山城次第上演。

　　麒麟村，土地“活”了

　　大幕，先从重庆北郊的长寿区石碣镇麒麟村拉开。被种种法律牢牢禁锢、沉睡多年的农村土地，在那里率先苏醒。

　　这是一个有十多年果树种植传统的村子，2005年被一个经营果品的澳门公司看中，打算邀请村民共同投资种柑橘。

　　“让农民拿钱出来投资，想都不用想，他们只有土地。”村委会主任余安全回忆说。

　　43岁的余，瘦得像一棵没长开的柑橘苗，是这个村子里数得出来的富户。初中毕业后，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果开始，到后来长途贩运，他跟水果打了几十年交道。1998年，他回到村里，租了几十亩地种起枇杷，每年收入上十万元。不久，这个公认的“能干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

　　与全国许多乡村一样，出门打工渐渐成为麒麟村年轻人的集体选择，越来越多的土地无人照料，慢慢荒芜。取消农业税后，撂荒地更多了，村里三四百亩曾经的良田如今芳草萋萋。

　　眼看着土地荒下去，为什么不能用地入股、大伙一起种果树呢？余安全向镇上官员提出要300亩地的指标种柑橘。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镇上官员的热烈响应——他们正为完不成每年的果树种植任务而发愁，前几年发下去种的沙田柚、枇杷、柑橘几乎都没多少收益，老百姓不愿再种。

　　“单家独户种下去，很多连药都不打、肥也不施，几年过去苗才半人高，”石碣镇书记杨通胜说，“这些失败告诉我们，只有大户、公司统一种植才能让土地真正产生价值。”

　　政府如此支持，这个灵光闪现才有了走下去的可能，余安全很快意识到，看似简单的念头实现起来如此之难。

　　最先的难题是村民提出的，他们对“土地入股”这个新东西满怀疑虑。不过，毕竟是知根知底的乡亲，看到余安全不仅把自己租来的上百亩地全押上，还拿出了5万元现金，村里近一半农户很快便跟了上去。

　　地有了，“默科特”柑橘苗也有了（澳门公司提供），销路也不用愁（澳门公司将包销，供应欧美市场），可是，树苗种下到挂果，需要5年，这5年每年的管理养护还需要大约50万元，钱从哪里来？

　　幸运的是，国家开发银行重庆支行愿意提供支农的小额贷款。只是，要借到银行的钱，麒麟村的果农们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他们需要注册成有法人资格的公司。

　　反复动员将村民股东“归纳”到不超过公司法规定的人数，区政府旗下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财政承诺贴息……重庆市工商局终于答应特事特办。2006年3月，麒麟村宗胜果品有限责任公司拿到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362万，其中500多亩入股的土地以剩余的20年零7个月的承包经营权、按每亩每年250元的估价折算了二百多万元。

　　贷款下来了，柑橘陆续种下去，澳门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回往复，宗胜果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们大都放心地接着出门打工，身体好的老人们则干些为果树施肥之类的零活。

　　天天开会、夜夜讨论的麒麟村终于恢复了宁静，曾经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的余安全也松了口气，当起了“跷脚老总”，和“没想到撂荒地也能生钱”的股东们一起静静等待着繁荣的到来。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朴素、本能、被“逼”出来的“土地入股”，成为了一场大试验的序幕。

　　闸门松开

　　麒麟村的宁静，再次被打破——比柑橘丰收更早到来的，是工商局的文件和大批记者。

　　2007年6月，重庆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这个农村面积占70％的城市，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与此前的特区不同，特区之特不再只是表现在国家投入与政策倾斜上，新的试验区强调“先行先试”、“非禁即入”、“非限即许”。此前不久，重庆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要求各部门各自提出“试验”构想和方案，

　　工商局率先行动。上任半年的新任局长曾任县官，亦曾担任城区区委书记，对城乡统筹的关键问题自有体会。他选择亲赴“先吃了螃蟹”的麒麟村调研。

　　宗胜公司已成立一年有余，6万多株柑橘青葱翠绿。重庆去年大旱，其他地方果苗死亡近一半，麒麟村的橘苗死亡率仅为1％，人为损耗更是微乎其微，到目前为止仅丢失两棵，孩童损坏一棵。

　　到2009年柑橘收获时，每亩地可产生两三千元纯收入——收益是水稻种植的10倍。而且，套种在柑橘林间的蔬菜、药材，去年已经为每户股东带来了二百多元收入。

　　收入将大幅增长，更多的人可以离开土地了。这一年多来，麒麟村在外长期打工的村民已增加了二百多人，以每人每年5000元的收入计，全村就多收了上百万。上了年纪的村民则大多留在村里，为宗胜公司干些养护果树的活儿，每天也有十元左右进账。

　　如此现实，股东们喜笑颜开，非股东们艳羡不已。公司在去年扩大规模，甚至有未能挤进去的村民打酒割肉请余安全去收土地。

　　满目撂荒地，如今欣欣向荣，让所有来过的人都感受到土地“活了”之后的生命力，工商局长自然也概莫能外。

　　很快，当初的特事特办，酝酿成“放宽准入”。《重庆市工商局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俗称“50条”）出台，其中第16条规定：

　　“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此意见一出，农地入股名正言顺，这种原本模糊的土地流转形式亦从此得到政府支持。

　　两天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巴南区调研时提出，劳务输出和土地流转是城乡统筹最重要的主题。

　　毫无疑问，麒麟村为这个主题提供了最鲜明的诠释。最初的特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地克隆：仅在石碣镇，已有两个村正在全面复制。各地媒体、取经的官员是如此络绎不绝，以至余安全不得不在自己家里装上空调，以方便访客。

　　“农地流转的第一道闸就此松开，至于此后其他闸门会不会次第开启，则有待后续反应。”当地一位官员如此评价。

　　土地戏法

　　即便其他闸门依然固若金汤，第一道门开启后奔涌的激流却同样可能将重庆送上一条发展快速道——土地一旦苏醒，成为资本，一个戏法就将从此开始。

　　没有土地，或者说没有用地指标，正是目前全国各地共同的烦恼。去年，五千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大轮训中，众多县官们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此。

　　为了保护粮食安全，中国设定了18亿耕地的红线，实行着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土地制度。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地根”一步步收紧，直至“几乎一刀切死”。

　　“不让用地，又要发展经济，这不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吗？”这样的抱怨，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听到。

　　新农村建设则让人们发现了另类的机会，为农民集中建房，以置换出宅基地。可惜，集中居住不仅闹出牵着牛坐电梯、走十几里路去种地的笑话，而且因资金不足而难以推广——盖楼房动辄耗资上亿，除了超级城市中的城中村村民，中国的农民大约没有任何可能性自己掏钱，政府出资则常常杯水车薪，只够打造一两个“样板工程”。

　　麒麟村将提供“故事新编”。他们正计划着由村民们自己掏钱，统一修盖楼房、超市、卫生所、幼儿园，“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许多村民已经不再需要下地干活。等到柑橘挂果、可以每年分红之后，宗胜公司的股东们现在的口粮田也将交由公司统一经营，那时候股东们将彻底告别耕牛和锄头，生活方式跟城里人并无多大区别。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来为自己修建楼房。柑橘收益和打工收入的增加，已经让各家各户的腰包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几万元的楼房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

　　最初，这个600亩地的小区规划却遭到村民大会的强烈反对。自从村民明白撂荒地也能生钱之后，麒麟村的土地已经重新被视为命根子，要在寸土寸金的村里平白划出这么多地去盖房子，没有人乐意。

　　随后算的一笔账——倘若将现在分散在全村50多个自然“弯”里的1300多户人家集中居住，换出来的宅基地至少有2000多亩——却让人们举起了赞成的手。

　　变戏法般多出来的这些土地该如何处置？答案只是一片模糊。回归农业、进入工商业或是用以平衡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在这个新的试验区里，也许一切皆有可能。

　　倘若能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既能守住耕地的底线，又能获得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同时让农民享受土地的收益，那么这个目前惟一的“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将在中国经济增长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风险也同样存在，倘若麒麟村模式最后失败，公司以土地经营权偿债，农民将失去最后的依靠。农民们看见了土地入股的收益，却并不知晓何谓“股东责任”——一旦公司经营不善，所有股东都必须按股份来承担损失。

　　幸运的是地方政府正在努力想方设法加强风险控制。石碣镇在复制麒麟村模式的同时，正在酝酿向这些公司派出财务监督者。他们很清楚，万一公司出现状况，最后还是得由政府来埋单——书记杨通胜无奈地说，“现在老百姓连被狗咬了都来找我，要是土地真没了，还不得把镇政府的大门给堵上？”（南方周末2007-07-11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