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第二大国的逆转试验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飘着小雨的傍晚，赵满树开着他的灰色速腾轿车，穿越白颐路。

　　1997年，他大学毕业刚从武汉分到北京时，单位附近的这条路上还栽着6排高大的白杨树，走路的、骑自行车的和开汽车的，共享美丽的林荫。后来为了解决交通拥堵，树砍掉了，路拓宽了，自行车也越来越少了，可堵车却变得更严重，因为车多了。

　　想想也是，他不也在去年加入了有车一族吗？

　　车是他认识女朋友3天后买的，就在一星期前，那个女孩变成了他的妻子。每天晚上，他开车到她单位楼下接她下班，下面的行程通常是一起吃饭——赵满树对美食很有心得，单位周围哪家饭馆好吃，哪家不过是徒有其名，哪家品质逐渐下降，他都能一一道来。他说，以前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吃的却是心情，所以尽管他对北京馆子里做的鱼不太喜欢，还是很乐意陪着老婆去一家出名人多的店吃水煮鱼。

　　赵满树属牛，因为这，举行婚礼的时候他没有租花车，而是让妻子在自家速腾上用水彩画了牵着手的一牛一马——她的属相。这个月过35岁生日的他，笑起来还像个大男孩，却总把老气横秋的“到了我这个年纪……”挂在嘴边:“到了我这个年纪，明白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一旦抓住，就不会随便放手。”

　　“到了我这个年纪，开始知道，很多东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至少会有两代人受到影响。”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等妻子从写字楼下来的当儿，他拉开一罐果汁啤酒，喝了一大口，惬意地倚在驾驶座上。

　　这不是他此时应该做的事。

　　“没关系，这里面没有酒精。”

　　可真正的问题，出在糖上。

　　以现有的任何标准，赵满树都不是一个病人，可他属于IGT——糖耐量受损人群。今年2月，忙着工作和操办婚事的他突然血压升高，而且很不稳定，到医院做了一串检查，血压的问题解决了，却发现血糖有点不正常。3月7日的检验单上，他的胰岛素120分钟浓度是31.86uU/ml，而参考值为2.6到24.9。

　　“这种情况一般预示着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常见于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如果不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紊乱，无需药物治疗，但是，长期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可以导致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纪立农说。

　　所谓胰岛素抵抗，指身体外周组织对糖的敏感度降低，这时候，为了让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降低，胰腺必须分泌出更多的胰岛素。这就像物价飞涨的时候，原来只要花10块钱买的猪肉，现在需要花上20甚至30块钱。

　　如果我们的胰腺β细胞可以无限制地分泌胰岛素，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正如假设一个人钱足够多，再怎么通货膨胀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胰腺β细胞并没有那么富可敌国，它的功能会逐渐衰竭，而这可能是由基因注定的。

　　我们不能改变基因，但却可以改变自己。美国糖尿病协会的网站上有一个小测试，勾选几个答案，你就能预测未来10年内患二型糖尿病的危险，一项不同选择就可以让一个人的风险从5下降到0——那一项是运动。最直接的作用，运动消耗肌糖原，从而增加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转运更多的血糖到细胞内部，而间接的作用，运动能够减少脂肪在体内的积存。过多的脂肪，尤其是腰腹部位的脂肪，乃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并不是所有处在IGT特殊状态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很多人看来，胖一点没什么不妥，除了要买大一号的裤子。然而，他们的确比普通人群、甚至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IGT人群面对更大的健康风险。

　　“通常提到IGT，都会说10年之后，约有1/3会变成糖尿病，1/3变成正常人，另外1/3则一直保持在IGT的状态。”北京诺华制药临床开发及医学事务部经理邱歆海说。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得到的数据却表明，同美国的IGT人群相比，中国的糖耐量受损人群迈向二型糖尿病的速度更快。

　　“体重指数为22.4的中国IGT人群发病率为13.3%，远比中国人肥胖的美国IGT人群中，体重指数为34.2者发病率仅为11.1%。”大庆试验的参与者、中日友好医院的李光伟教授在2006年2月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的文章中如此指出。

　　赵满树知道这种风险的存在，所以当医生向他提及，有一项专门对IGT人群进行逆转干预的临床试验正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他爽快地答应了。

　　与赵满树同龄的人中，愿意像他这样想的人并不多。每周二和周三，位于北京人民医院门诊楼3楼的内分泌科第7诊室会变成北京糖尿病前期干预和逆转研究的001号中心，尽管招募对象的年龄下线设定到25岁，光顾这里的人多数是五六十岁，已经或将要退休的老人。偶尔有40岁上下的人拿着检验单进来咨询，一听说要坚持运动锻炼、定期回访，还可能要吃药，摇摇头就离开了。

　　“糖尿病的危险在于它是一种数字病。”纪立农说，“经典意义上的病，是当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了，去看医生，才叫病人，但糖尿病对人体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症状，医生依靠数字进行诊断，再依靠数字加以控制。”这增加了糖尿病治疗的难度。

　　对于比糖尿病更依赖数字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干预的难度更大，而且，纪立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根据他的实验设计，BPRP所有受试者将随机分成4组，分别是标准生活方式干预加安慰剂组、标准生活方式干预加吡格列酮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加安慰剂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加吡格列酮组。试验中使用的盐酸吡格列酮，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口服降糖药，它的作用机制是增加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减少胰岛素抵抗。不过，无论是参与研究的受试者还是负责的医生和研究人员，都无法知道某一个受试者服下的是真正的药物还是安慰剂。这种国际临床研究通行的双盲设计，可以避免安慰剂效果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我们不承诺您参加本试验一定会得到好处，通过本试验的干预措施，有可能使您的血糖恢复至正常状态，但也有可能不能逆转或阻止您的病情进展。”每一个同意参与BPRP研究的人，都会被提醒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上的这段话，有人因此被吓回去。

　　可这是事实。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DPP)对3234名IGT受试者进行3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和二甲双胍药物干预的结果，显示生活方式干预组的人转化为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8%，而服用二甲双胍的一组降低31%;芬兰研究FDPS只选择生活方式干预，风险降低58%。但是，它们都不能解答，在中国，在北京，一个局部城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一人患糖尿病的地方，一个因为医疗资源限制不可能像美国DPP研究中那样用巨额投入保证强化生活方式转变持续下去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才是更好的逆转方案。

　　这些都有赖于BPRP给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