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来发展软件外包，我算是选对了地方。”陈晋川庆幸地说。
两年前，时任创智国际副总裁的陈晋川离开创智国际，到成都创立国通软件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国通资源)。
经过两年的发展，目前国通资源的员工已经接近150人，营收接近300万美元。
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当下，将公司设在成都，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种影响。
浪潮集团品牌推广中心主管左佰臣向记者表示，软件外包产业遭受着双重压力：一重压力来自于人民币升值，另一重压力来自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CPI指数上涨，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支出以人民币结算，而收入以美元计算，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面对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国内软件外包产业有进行梯度转移的可能。
有业界人士表示，国内软件外包产业的第一极是大连和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是第二极，西安、成都、武汉等则被认为是第三极。在陈晋川看来，在类似于成都等地区发展软件外包，人力成本可以较好控制，一方面，员工流动率较低，易于培养骨干员工；另一方面，员工工资水平较低，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成都市高新区要求国通资源借助产业梯度转移的良机，在5年内将软件外包业务的营收发展到1亿美元。
内外压力 陈晋川对记者表示，面对目前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各种类型的软件外包企业所遭受的影响并不一样。
据陈介绍，软件外包业大致分为下面几类：一类是数据录入，这是行业中利润率最低的一类业类；一类是不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等高端环节，仅负责编程的业务，也就是传统的所谓“coding”；另一类是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的业务。
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包方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其中来自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主要是“coding”业务，而来自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以上述第三类的比重较大，而第一类业务则来自日本、美国的都有。但不管是哪种业务类型，或发包方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是美元或日元结算，因此，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企业所受的利润影响较大。
以“coding”业务为例，每个程序员一年能产生营收1.5万美元的业务，当汇率为1美元兑8.2元人民币时，1.5万美元合12.3万元人民币；当汇率为1美元兑7元人民币时，约合10.5万元人民币。“coding”业务的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20%，受人民币升值影响，“coding”业务的利润率已大为缩小。
左佰臣认为，由于CPI指数上升的影响，企业面临很大的加薪压力。特别是那些2005年之后毕业的员工，在现有的工资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以四川长虹这样的制造厂商为例，车间生产工人4年前的工资水平为每月600元至800元，现在已经上涨至1200元至1500元。
记者采访获悉，2007年，大连一个做“coding”业务的工程师的平均月工资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而目前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很难有吸引力。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员工平均月薪4000元计，年薪接近5万元，这就占去了其所带来营收的40%，在软件外包企业的总成本中则占去了60%，因此，任何一项加薪或增加人力成本的行为，都将极大的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也就是说，在人民币升值和加薪压力下，人力成本将成为软件外包企业的难以承受之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统计，2008年1-2月，我国软件产业效益出现下滑，共实现利润总额68.6亿元，同比下降4.6%。其中特别提到，效益下滑的原因包括：一是，2008年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增速下滑，对软件产业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二是，人民币继续升值，不但增加了软件外包的成本，而且造成以美元结算的外包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外包企业的效益；三是，软件产业规模效应显著，大型外资软件企业加强了对国内市场大客户群的竞争，部分中小型软件企业效益下滑。
加薪难题 记者采访获悉，前不久，由商务部、发改委牵头，四川省地方政府主持，中软、博彦、文思等软件外包公司企业参加的一个软件外包研讨会在四川雅安举行，其主题即是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CPI指数上涨，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给软件外包行业带来的压力。
据称，讨论结果认为，企业应从三个方面消除上述变化对软件外包业带来的影响：一是关注国内市场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二是向利润率高的高端环节转移；三是由劳动力成本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向劳动力成本更低、人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城市转移，如西安、成都、武汉。
陈晋川透露，国通资源从去年开始关注软件外包的内需市场。他注意到了两个现象：一是当中国企业大举抢夺海外订单时，国外企业特别是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却到中国本土来承接中国本土企业的软件外包业务；二是大家都争抢来自微软、IBM等公司的技术型订单，而在订单来源单一的情况下，大家相互杀价，形成恶性循环。
国通资源预计，2008年，公司将有50%的业务来自内包，50%来自外包。
承接国内业务订单，并从行业服务外包入手的企业中，神州数码是个成功的例子。在西安，神州数码是人数最多的软件外包公司，目前已经接近1000人，而其业务主要来自于国内的银行、电信等行业企业的软件与服务外包业务。
左佰臣则表示，浪潮主要从两个方面解决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实施等所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一是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二是向高端高利润的订单转移。所谓高端高利润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包括系统分析、程序设计的订单，二是来自微软这样的大公司的订单，这些大公司的订单一般利润率较高。
事实上，浪潮现在已经不再承接一些低利润的软件外包业务。
中软国际CEO、总裁陈宇红告诉记者，由于主要承接微软这类公司的大订单，中软国际每人能实现年营收4万美元，而行业平均水平是1.5万美元，即使在微软订单需要工程师水平较高、工资水平也较高的情况下，还能至少多出2万美元的利润空间。
梯度转移潮 陈晋川认为，人民币升值、CPI上涨、新《劳动法》实施等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如果应对不慎，大量订单将流向越南等新兴软件外包市场。
而对软件企业来说，在这种产业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一些没有规模的企业可能会破产,这是因为他们很难拿到来自微软等大企业的订单,而继续做“coding”这样的低利润率业务，将很难赚钱。
记者采访获悉，在大连、上海等软件外包业务较为集中的城市，有许多原来有利可图的“coding”业务，现在已无人问津，原因是很多公司不知道接单后如何赚钱。
陈晋川认为，还有一条路是迁移，即像国通资源这样将企业转移到成都、西安等城市，这些地方的高校资源、科研资源丰富，同时也有一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
记者采访获悉，在西安从事“coding”业务的员工的工资不超过1500元，而从事数据录入业务的员工的工资在800元至1000元之间。这样一来，与大连、上海等城市的厂商相比，上述区域从事“coding”业务的利润空间要多出近2000元。陈晋川则认为，成都、西安这样城市的“coding”业务的利润率要比大连、上海等城市要高出20%至30%。
也就是说，在大连、上海等地没有利润的“coding”业务，迁移到西安、成都后，仍可能有20%到30%的利润率。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出现了向中西部迁移的趋势。东软、华信、海辉是大连最大的三家软件外包企业，记者采访获悉，海辉已经决定在成都设立研发中心，大连华信正在考察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而东软则已早在成都布局，不仅建有软件园，还建有软件学院。
而当外地企业向中西部迁移的过程中，这些地方的本地企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西安最大的从事BPO外包业务的炎兴在线公司去年员工规模为800人，目前已经发展到超过1200人。
事实上，不仅国内企业将研发机向中西部城市迁移，国外的软件公司也开始选择这些人力成本较低的城市。据透露，最近，美国公司LOV与HD先后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机构，这两家公司在西安的研发机构主要从事软件外包业务。(记者侯继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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