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思想锁定“开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徐雨/北京、重庆报道

　　重庆解放思想锁定“开放”

　　解放思想趋向形式主义、成为“标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解放思想的环境还不够宽松

　　山城重庆，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在低调中启动。

　　3月2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着一条蓝色网格图案的领带，与身后浅蓝色的幕布相映。面对台下700名各级干部，他重点强调了“对外开放”四个字。

　　从东北到中央再到西南，薄熙来看起来精神奕奕，他斩钉截铁地说，重庆要取得更大发展，关键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扩大开放。

　　“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挺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这是薄熙来在“重庆市管党政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作的第一讲。据称他时有脱稿，而这份题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把“314”总体部署落到实处》的专题报告整理成文后近20页。

　　重庆市长王鸿举随后宣布，当日起至今年12月底，在重庆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

　　继前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主政广东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之后，重庆这样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活动引人关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解放思想”口号在地方要员中遥相呼应，意义非凡。

　　粤渝两地都将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最终目的都是确定地方未来发展的具体切入点、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

　　时间与形式上的贴近，令外界推测两地的解放思想活动缘自中央统一布局。无论如何，重启解放思想之路，都是重庆、广东以及中国各地在30年发展之后，基于老毛病、新问题而产生的迫切需求。

　　这个拥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年轻直辖市，正试图把握住一个大机遇：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借机促进地方新一轮大发展，是一年来重庆地方干部苦苦思索的最主要问题。

　　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苟欣文说，目前重庆已经提出建设中国内陆“最开放”的城市。“解放思想就像一艘船，可以搭载我们到对岸。当然在不同的阶段，目的地也是不一样的。”

　　重在破除干部保守思想

　　位于西南腹地、长江上游的重庆，深刻地感受着不进则退的压力，用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曾礼的话讲：“小进也是退。”

　　“真正搞好开放，动力就来了，这个地区就可以加快发展。”在3月26日的报告中，薄熙来概括说，中央几代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推动对外开放，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在700多名重庆主要干部面前，薄熙来解释了对外开放何以振兴重庆：一是可以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种种经济要素；二是能够参与更高平台的竞争；三是可以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

　　薄熙来特别鼓励重庆一些地方主动承接东南沿海企业和加工贸易的转移，尽管为此重庆必须面对作为内陆城市的劣势---运费将增加出口商品成本约4%至6%。

　　在薄熙来看来，种种难题之中，改变干部们的观念显然更为重要。与广东把经济转型作为解放思想的着力点不同，重庆将破题之处锁定在“扩大开放”上---重在破除内陆干部的保守思想。

　　曾礼发现，薄熙来在与库区干部交流时，每每谈到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共同话题就变得少了。

　　另一个例子是，地方干部讲到重庆发展时一般都喜欢和其他计划单列市、省辖市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重庆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而直辖市重庆本应与北京、上海、天津比较。

　　“目前重庆干部的精神状态、能力与其担负的历史使命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苟欣文说，这包括库区对中央支持的依赖心理、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落后观念等等。

　　广泛接触地方干部的曾礼分析说，重庆地处西部内陆，对外界了解较少，行政升级到直辖市时间也比较短，干部们还不适应用更高的视野和角度去看待问题、审视自己。

　　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等原因，重庆的人才引进也很困难，导致干部队伍中缺乏来自发达地区、具有先进理念的人才。“到区县这一层，几乎是本地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熟悉地方、吃苦肯干。”曾礼说，但这类干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储备不足，当重庆面临新使命时，某些能力的缺乏就显得相当致命。

　　多方强化开放意识

　　按照重庆市委布置，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已确定了6项配套措施，其中包括专题培训、“请进来、走出去”活动等等。

　　3月启动的“强化培训班”，重点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现代经济知识和开放意识。“媒体报道时都忽略了‘强化’两个字。”第一期300多人参加，4月可能再进行新一期用时一周的培训。

　　参加培训班的干部们白天上课，晚上则可以选听电教课程。培训班的开幕式只有半个小时，随后立刻开始上课。

　　薄熙来3月26日的报告是第一期强化培训班的第一讲。此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特区与区域发展研究部部长辛剑都受邀到重庆，讲授宏观经济运行、沿海开放经验等课程。

　　培训班使用的教材《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则是薄熙来在商务部任职时，组织人民大学等高校学者和商务部专家共同编写的。一套5本丛书，包含了经济学领域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政策知识，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可操作性。

　　另据记者了解，作为配套措施的另一个重点，重庆当地党报集团已受命先后派出几批记者到东部沿海地区采访，并已完成大量文稿。一位刚从江浙返回的记者说，这些文稿主要讲述东部地区的成长故事，要求用独特的视角整理其开放发展的历史脉络，为重庆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

　　据这位记者称，稿件很可能由薄熙来亲自审阅后从4月上旬开始刊发，到5月收尾，“对文稿的体例也提出了要求，希望采用干部们更熟悉的文风，应该是对干部培训、教育的补充。”

　　在重庆市委确定的解放思想4个步骤中，目前已完成了第一步即建立组织机构：由一位市委副书记及一位副市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另外三位市委常委任副组长。

　　解放思想如何不再“新瓶装旧酒”

　　薄熙来在前文提到的报告一开头，就列举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活动：

　　上海提出要不背过去成绩的包袱，跳出上海看上海，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大局意识，不能小富即安；

　　天津提出，创新才能发展，守旧没有出路，不进则退，小进则退；

　　湖南提出，解放思想是加快富民强省的一大法宝，要以更大的“容量”、“气量”和“度量”来扩大开放；

　　山西提出，思想解放的空间决定发展的空间；

　　四川提出，努力建设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广东提出，不能捧着“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要向“对手”学习，向“追兵”学习，还查找了“五条差距”。

　　薄熙来总结说，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已成为全国各省区市的共同选择。

　　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各地遭遇的首要问题却是如何正确把握解放思想的精髓。其常见的错误态度之一，就是被汪洋斥为“新瓶装旧酒”的形式主义。

　　“解放思想”四字曾经是干部讲话中“穿靴戴帽”必不可少的，有时甚至成为一些官员违规违法的借口。苟欣文说，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一些干部认为别人需要解放思想，却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这样做。

　　曾礼分析说，解放思想趋向形式主义、成为“标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解放思想的环境还不够宽松。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广东都将理论学习、宣传引导作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必经阶段，而两地领导也都提出干部要敢于讲话、敢于讲错话。

　　2008年1月上旬，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举办的论坛中曾谈及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意义---近来年围绕着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要员的解放思想实践，对于今后中国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或将具有重要的试验意义。

　　中央层面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活动，将在年末达到高潮。在此之前，一些地区如果能够在实践层面利用解放思想的精髓，破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定新一轮发展的主要方向，显然是对这一隆重纪念最好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