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W·庞德,现任国际奥委会(IOC)委员,曾任IOC副主席、IOC市场委员会主席、IOC电视转播权谈判委员会主席,2008年刚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的职位上挂冠隐退。
作为一个运动员,同时又是一名体育运动管理者,我已经投身于奥林匹克事业六十余年。
沟通胜于孤立
从历史上而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球影响在二战之前才开始显现。1936年,德国人通过主办柏林奥运会来表达政治议程,这标志着主办国通过奥运会来推广自己影响力的开端。毫无疑问,从此之后,包括我的祖国加拿大在内的奥运会主办国,都充分的利用奥运会当作提升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同样毫无疑问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使用了不合适的手法,史无前例地将政治观念凌驾于比赛之上。当时的纳粹政府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做出了很多令人不快的举动,虽然这并不仅是纳粹政府做出的唯一的愚弄世界的行为。但是,并没有任何政府抵制柏林奥运会。抵制柏林奥运会的人只是那些反对德国政府歧视犹太人观念的运动员。
柏林奥运会如今已经被看作是奥林匹克历史上拥有政治干预事件最多的一届奥运会,虽然对它的抵制行为程度不一,但总体而言缺乏重大影响。目前,也有一些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存在,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目前这些抵制行为主要涉及以下所谓原因:那些支持西藏地位的国家应该拒绝参加奥运会;或者是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所以支持新闻自由的国家必须通过抵制奥运来对中国政府表示抗议。
但是我并不同意上述理由。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最为国际化、最能展现运动水平的比赛,这一运动本身也被看作是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政治观念的桥梁。对于任何拒绝参与这样比赛的理由,我统统持反对态度。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是一个全球青年人齐聚一堂,公平友谊地展开竞争的机会。它既应该是开放的,又应该是和平的。这些青年人应该对观看比赛的全世界人们表达这样一种观念:即便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即便存在政治观念的差异,仍然存在通过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希望。如果奥林匹克可以把全球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有数周的时间,也许会给下一代政治领导人在寻求复杂问题的解决方式时,带来一点启发。对话和交流往往比沉默和孤立更有建设性。理解来自观念的交流,而非威胁的交流。
抵制奥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反对抵制奥运的第二条原因更加实际化。作为一项政治行为,我不相信抵制奥运会可以取得预计的政治目标。抵制奥运并不会改变所谓的“目标国”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抵制奥运只会影响到那些“抵制国”的运动员们,而对“目标国”并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为何抵制奥运的行为不该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是行不通的。任何一位严肃的政治人物需要明白,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在明白抵制无效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抵制奥运,只能显示出贫乏的政治判断力,以及对于本国运动员利益的无谓牺牲。这将是劳而无功的一项沉重代价。
在1976年举办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非洲国家抵制极富争议的新西兰参与奥运,但是抵制行为无论对于奥运会的立法程序,还是对于该届奥运会的成功都没有起到任何影响。这些抵制行为无非显示了抵制者本身所采用的双重标准:抵制者并不抱怨美国在非奥运的运动会上和南非之间的紧密联系,却不放过南非和新西兰这个小国的联系。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虽然很多抵制国并未出席,但对奥运会本身并没有产生致命影响。相似的是,前苏联对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报复性抵制,同样也被证明是无效的。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是非常受欢迎的,这种支持奥运赛事、反对抵制的行为本身也为北京最终赢得2008年的主办权埋下重要伏笔。
1980年,当加拿大政府坚持要求加拿大代表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我刚好是加拿大奥委会的主席。这一行为原意是要表达加拿大对于前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愤怒。加拿大政府不通情理地劝说运动员们,说他们是唯一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做出牺牲的人们。但当历史拨开云雾,人们发现,加拿大政府对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反应,只不过是将两国间的民航航班由每周四次减为三次,取消了一场芭蕾巡回演出,以及参与抵制奥运会而已。在整个1980年,加拿大政府向前苏联卖出了打破历史纪录的小麦。而运动员只不过是政府并不愿采取任何严肃行为的道具罢了。而抵制行为从未真正影响到被前苏联认为是国内行动的出兵阿富汗行为本身。
毫无疑问,任何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都希望目前的西藏问题能有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他们意识到仍有复杂的问题留待解决,并且希望北京奥运会的和平举行将有益于持续对话的开展。奥运会是国际合作、和平、友谊的显著标志。它通过自身的存在来显示,只要承载善意,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这些特质并不应该被负面的抵制行为所浪费,相反,它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公平竞争来呈现。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世界正如奥林匹克五环标志一样环环紧扣。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彼此相连。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特约记者 韩杨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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