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偏见——中国政治报道分析

　　《时代》的偏见——《时代》周刊中国政治报道分析

　　王宪文

　　1898年出生于中国的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和布里顿·哈登1923年筹资6.8万美元创办了一份新闻周刊——《时代》（Time）。

它将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对国内（美国）国际新闻、科学、宗教、商业、教育等领域的报道深入浅出，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目前，其发行量已达3000万份，如此庞大的发行规模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正因为《时代》的地位和影响，我们选取它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抽取 2004年一年共49期合计146篇涉及中国的独立报道，考察总体结构，试图发现其中对中国报道的特点，解读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报道的总体结构和特点

　　为了叙述方便，首先告诉大家我们对146篇报道的分类以及分类标准。我们把这146篇文章划分成三类：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中政治类报道包括有关中国的政权、政治人物、领土主权、民主宗教和国际关系等；经济类比较单纯，即所有的财经类新闻报道； 社会类报道包括范围较广，涵盖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娱乐影视等领域。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统计表格：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类文章共计68篇，占总数的47％强；经济报道共23篇，占总数的16％；社会类报道55篇，占37％不到。不难看出，政治类报道占有绝对的优势，经济和社会类覆盖诸多领域的报道总体上只比政治类报道多出6个百分点。

　　政治类报道的特点评析

　　涉及中国的政治报道的特点如下：

　　●负面报道占多数

　　统计显示，68篇政治报道中负面报道有38篇，占56％。排除美国报刊揭黑、揭丑的传统，这本在全球拥有超过3000万读者的新闻周刊津津乐道于中国政治的所谓“负面”，其意何在？

　　2004年3月1日出刊的《文字游戏》（Word Game）报道的是甘肃记者王克勤（音译）因为写批评性报道而被所在报社解职，后来在有关领导的干涉下才又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配合文字报道的是一幅漫画 ：一位身穿绿制服的老人趾高气扬地从一台打字机（象征媒体）上将T-R-U-T-H （truth 真理）五个字母抽走。文章对人治的批评无可厚非，但过分渲染记者生存空间的狭小却不符合实际。漫画中那位象征着政府的老头的刻画则显示了《时代》的落后和迂腐。过时的绿制服、绿帽子，这只有在文革或更早些时候才有过的东西现在又被《时代》拉来，我们不禁要问：《时代》对中国的了解难道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吗？而漫画中人物的粗暴和武断也反映了《时代》对中国政治理解的肤浅和感性。

　　我们再看2004年11月29日出刊的《爱国运动》（Patriot Game），其标题下面有这样的话：“由于国家主义的驱使，新一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敌视正在蔓延（stocking by nationalism,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feels growing hostility toward Japan）。”这篇报道是关于中国纪念抗战和抵制日货的文章，插图内容是中国青年上街游行。就这样的主题，《时代》硬是把“国家主义”（nationalism）和对日本的“仇视”（hostility）的大帽子扣给了中国青年。《时代》无视中日建交以来的友好交往，无视中日青年一代的沟通和理解，反而在这样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无限地把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上纲到足以影响中日关系的高度，是明显欠缺判断的表现。

　　对比2004年中国国内评出的十大新闻，涉及政治方面的大事件《时代》一篇都没有。《时代》淡化中国政府在政治、民主进程上的巨大进步，忽略中国政府在保持领土主权完整所做的努力举措（如在人大通过《反分裂法》等），却纠缠于那些被歪曲和重塑的“事实”。我们不否认东西方在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方面的差异，但新闻要素却是相同的，我们的十大新闻，《时代》从未涉及，原因何在？《时代》在大肆鼓吹他们的“金钱选举”的同时津津有味地倾心于涉及中国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负面报道，这种“把关”指向让人费解。

　　●紧盯香港、台湾和西藏三地，屡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等敏感问题上做文章

　　统计显示，2004年《时代》周刊在政治报道上涉及香港、台湾和西藏的文章共有27篇，占政治类报道68篇的40％。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敏感而又严肃的问题上，《时代》显示了世界第一新闻周刊的“能说会道”。

　　2004年是美国选举年，也是台湾“选举年”，《时代》一直把台湾的所谓 “选举”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样连续报道，如同关照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一样去关注台湾——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新闻界是极为崇尚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的客观真实性的，那么为何却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忽略了呢？

　　香港回归以来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稳固的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近几年香港一直被评为世界上公认的最为自由开放的地方之一，但我们从《时代》周刊上看到的却不是这些。2004年的几篇报道如《港人对政治热情高涨》、《为香港而战》、《香港的民主进程不会只是泡影》等文章，都聚焦一个主题：香港人要求民主、要求“独立”、要求“直选权”，大幅的插图是示威游行的群众——香港一片混乱。而《香港的反抗》、《相信我们》等文章把香港人描绘成在混乱、无能的香港特区政府领导下的“可怜虫”，并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个别言论当作全部港人的心声宣扬，不仅不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同时也是对香港民意的肆意强奸。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港人的权益不会受到损害，而香港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也是让人乐观的。《时代》至少在5篇文章中都把北京同香港人的关系形容为水火不容，这种只见树叶、不见森林，过分夸大矛盾，忽视积极因素的做法，值得怀疑。

　　2004年《时代》涉及西藏的文章共有3篇，数目虽然不多，却显示了西方媒体固有的偏执和对历史的无知。2004年10月25日刊的《达赖喇嘛访谈录》，把叛逃的达赖喇嘛视为“一国之主”实为荒诞。而2004年11 月22日刊的《西藏的希望？》（Hope of Tibet）是由德国法兰克福的Zubair Khan 撰写的，他居然批评达赖喇嘛在西藏独立和自由上的不作为，显得极为幼稚。

　　总之，《时代》不遗余力地在他们感兴趣的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要么挑拨离间，要么挑衅“一个中国”原则，而反复鼓吹西藏的独立和自由则显得更为近视——想在达赖喇嘛死之前再做一次吸引人眼球的文章。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片面的报道，而这种游戏早晚要结束——羞耻地结束。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措辞和断章取义的解释

　　除了在总体上的报道特点之外，《时代》的报道措辞显得主观而偏颇，与西方媒体一贯遵循的客观报道的原则和新闻专业主义相悖甚远。如《达赖喇嘛访谈录》（A Conversation with Dalailama）一文，作者用了“入侵”（invade）来形容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55年前我们的人民军把西藏100万同胞从奴隶制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当家作主，今天却有人说我们“入侵”了西藏，如果这也叫入侵，我们相信受压迫的人们是喜欢这样的“入侵”的。而对试图分裂西藏的达赖喇嘛，《时代》则用“被驱逐”（exiled）来形容当年他在西方某些别有用心势力支持下的叛逃。达赖喇嘛的目的是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西藏同胞抛弃了一个压迫者和可耻的分裂者。而“占领”（occupied）、“国家”（nation）等则把西藏完全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报道措辞。

　　在涉及香港的文章中，《时代》的采写极尽挑拨，夸大矛盾，武断指责。

　　在台湾问题上，《时代》大肆渲染中国的武力威胁，为本极敏感的台海局势又添变数。2004年10月11日刊的《我们已做好战前准备》（Up in Arms）说中国在东部沿海省份部署至少500枚导弹对准台湾（China has at least 500 missiles based on its eastern coast pointing Taiwan）。而2004年3月29日刊的《中国准备开战吗？》（Is China Prepared to Fight?）“客观”地列出一组数字显示了近几年中国军事开支的剧增，似乎这样就标志着中国在为攻打台湾做准备。而实际上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是中国的77倍！这种武断的文章忽视了影响和决定一国军费开支的诸多因素，主观地把中国的正常国防费用扩大为“为战争做准备”，这是什么逻辑？难道美国的巨额国防开支是为战争做准备吗？

　　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时代》对中国有关政治报道的偏见和误解，这种误解和偏见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根源的。“我们希望媒体介绍给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解读她的进步、问题和缺点。” 在“财富论坛”（FORTUE FORUM）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这样对与会的世界媒体代表们提出了期望。 “某些国外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是一面之词（one side of the coin），扩大缺点，或者报道虚假新闻，误导受众，相信谣传并寻找‘事实’来支撑先入为主的假设。”赵启正的话很能反映《时代》存在的报道问题。解读《时代》周刊的报道倾向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在西方依然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偏见，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是“发展的但可能是麻烦的”。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