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最后的威权领袖

　　威权新势力

　　威权是民主大潮下的一个概念，指兼具民主与专权两面的新统治形式，或曰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过渡形态。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由政变方式上台的威权政府纷纷倒台，而藉操弄选举把持政权的威权却度过了这一波低潮期，不少国家通过修宪悄悄撤除了领袖连任的限制，少数国家更在新世纪以令人眩目的姿态重登国际舞台，向美国的地区政策发起挑战。

　　近年来，以普京、查韦斯等人为代表的“威权新势力”，施展出了与前辈不同的治国方略。比如搞民族图腾、文化输出、经济援助，新威权是一套一套的。而老威权惯用的对内高压或对美臣服姿态，则被慎用武力镇压的“温柔”和敢于厉声斥美的“耍酷”形象所取代。而且，威权新势力彼此抱团，互相参照的程度超越了各自为战、争当老大的旧模式，乃至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但不管是进化中的新威权还是退化中的老威权，大抵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记：威权领袖往往是“开国之父”、“再造共和的功臣”；威权政党则常常自命为代表全民的大众党，而不愿被归类为意识形态激进的革命党；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动辄会被戴上“异议分子”的高帽，人权活动家则被视为别有用心的木马，而扶不起的反对派也有“蟑螂”、“小丑”一类的绰号。

　　与指令经济国家不同，威权通常并不害怕市场经济，而喜欢秩序和稳定所带来的物质富足感，冀以此犒劳自己的朋党，增添自己的合法性；威权甚至也不害怕普选，它担心的只有换届前夕走漏消息、投票后被国际组织追着查票以及执政后被念叨宪政制衡原则的紧箍咒。

　　从大历史角度看，存在诸多阿喀琉斯之踵的威权的平均寿命要短于世袭王朝和独裁政权。但这些年来，威权也一直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大环境。全球化时代的威权，不仅整体上学乖了，摩登起来了，善于标榜人权而不主动攻击某些社会阶层，其中一些国家还在不断地给西方国家挑刺儿，制造威权复兴的泡沫或假象。尤其是在有强人传统的国家，威权正以世人对它的依赖和畏惧，冲淡那股固有的令人憎恶和反抗的气味，这也向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提出了新课题。

　　——谢奕秋

　　非洲最后的威权领袖

　　陶短房

　　已连任28年津巴布韦总统的穆加贝3月29日谋求再次连任，却受到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主席兹旺基雷等的强有力挑战，后者在大选计票结果尚未出炉时便单方面宣布“选举获胜”，这是否意味着又一个威权政体的告终？

　　二战后非洲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威权、准威权统治下，许多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凭借威望和铁腕，终身把持国家大权，直到去世或被推翻，而推翻他们的，往往是新一代威权人物。但上世纪90年代起，改革大潮席卷非洲大地，时至今日，真正的威权领袖在非洲已所存无多。

　　穆加贝是否即将谢幕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穆加贝这个威权人物的权威，恰是从一次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民主选举中获得的。

　　穆加贝50年代末在加纳受到泛非主义领袖恩格鲁玛的直接影响，1960年回国后首先加入老牌黑人反对党民族民主党。该党因激进而被白人政权取缔后，在恩科莫领导下改组为立场相对温和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而穆加贝则于1963年投入另一个反对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旗下。民盟与南非的非国大结盟，并声称信奉毛泽东思想。

　　穆加贝在民盟党内亦属于激进派，主张使用一切手段从白人殖民当局手中争取黑人权利，同时又主张尊重“部族的力量”，这和他本人出身于津巴布韦最大部族之一的修纳(Shona)有很大关系。1964年，他以“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在狱中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反倒得到极大提升，并成为民盟举足轻重的领袖。

　　出狱后，民盟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穆加贝成为前者的首脑，并出走东邻莫桑比克，以那里为大后方组织游击战。1978年，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劝说下，白人政权同意进行大选，穆佐列瓦主教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获胜，但穆加贝和恩科莫都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主张武装斗争，推翻白人政权。

　　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1979年，白人当局和穆加贝、恩科莫达成《兰开斯特宫协议》，规定在1980年2月举行民主选举，事实上默认了黑人多数民族的自决权。作为交换，穆加贝等允诺10年内不土改，并在议会中为白人保留20个议席，以确保宪法不会被修改。1979年12月，穆加贝在群众夹道欢迎下回到津巴布韦。

　　1980年，穆加贝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击败穆佐列瓦主教，当选津巴布韦总理，组成了民盟和ZANU的联合政府；1983年，他将恩科莫逐出政府，引发了津巴布韦内战，至1985年，穆加贝在内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迫使ZANU于1987年接受并入民盟的结果，穆加贝的威权统治宣告建立。当年，他在大选中击败巴纳那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废除总理职务，从而真正实现了党政军教(兼任津巴布韦大学校长)一把抓。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媒体和政府对津巴布韦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合众国际社上世纪的一篇专稿，还特意将津巴布韦列入“温和改革成功者”行列。1995年世界银行报告称赞津巴布韦“注重教育培训投入，并着力发展小农经济”，在独立后的十多年里，津巴布韦经济发展很快，被称为“南部非洲谷仓”，1990年，婴儿死亡率从8.6%降至4.9%，国民疫苗接种率从25%升至80%，儿童营养不良率从22%降至12%，预期寿命从56岁提高到64岁。

　　然而自2000年开始，穆加贝着手强力推行土改，将白人农场主的绝大部分土地没收，分配给退伍军人和黑人贫民；2005年，又推行“城市净化运动”，将城市贫民强行驱逐，并铲平其住宅；同时，还加强了对舆论的钳制和对反对派的打压。这些激进措施和独裁倾向引起西方世界强烈谴责和制裁，英联邦于2002年宣布津巴布韦“停权”1年，而穆加贝则以退出英联邦为答复，并在此后连篇累牍抨击“西方霸权主义”。

　　穆加贝受过高等教育，拥有10个学位，甚至在入狱期间还自修了3个学位的课程。他在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后长期奉行温和政策，何以突然转向强硬？

　　这首先是由于黑人多数群体的压力。独立前，津巴布韦46.5%的可耕地掌握在6000名白人农场主手中，而独立后近20年内，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让当初积极参加、赞助穆加贝解放斗争的黑人退伍老兵和贫民非常不满。这些人是穆加贝威权统治的基础，为确保基础不至动摇，他不得不推行土改，以换取这一庞大群体的支持。

　　其次，原本达成《兰开斯特宫协议》时，英国撒切尔政府承诺分期拨付4400万英镑，作为对穆加贝“不土改”承诺的补偿，但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认为英国“没有义务”支付这笔开支，并停止支付。如此一来，从财政上，穆加贝无法一面维持白人农场格局，一面确保黑人贫民的温饱；从政治上，他认为《兰开斯特宫协议》的10年之约已满，且英国方面毁约在先，自己再无义务继续遵守。

　　此外，1991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迫下，穆加贝被迫采取“紧缩货币”的自由经济改革，结果白人农场主的利益得到扩张，加剧了津巴布韦国内的贫富差距，造成经济、社会问题激化，而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借口津巴布韦“未严格遵循建议”中止了资助，这自然让穆加贝反西方的呼吁有了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然而在穆加贝的激进政策下，津巴布韦经济凋敝，失业率高达80%，2008年1月的通胀率竟达100000%，加上其任人唯亲，腐败盛行，都导致其威权受到撼动。此次大选，民主变革运动主席兹旺基雷、前政府财政部长后与穆加贝分道扬镳的马可尼，以及政坛新人吞加纳，不约而同地以“挽救经济”为政治诉求，希望一举推翻穆加贝近30年的威权统治。而穆加贝对此不屑一顾，并公开对媒体表示，在自己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在选举中战胜他，因为是他“亲手组织了解放斗争”，津巴布韦才有今天的独立。

　　虽然反对派迫不及待宣布了大选胜利，但是否属实仍不好判断。穆加贝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北津巴布韦，来自庞大的修纳族及其盟友，而反对派主要来自恩德贝莱族，鉴于修纳族占人口比例79%，而恩德贝莱族仅占17%，穆加贝的地位并不容易撼动。即使反对派选战获胜，鉴于穆加贝此前在确定土改原则的修宪中意外失败，却以威权强制推动实施，谁也不能保证为了权力，他不会再作冯妇。因此，目前为津巴布韦的威权画句号，似乎为时过早。

　　卡扎菲时代恐将延续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在一次不流血政变后夺取利比亚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威权体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有些“非正统”的威权政体能维持到今日。

　　他废除了常规的政权架构，自称“革命导师”，各部称“人民委员会”；他曾支持全球许多激进组织，和美国对着干，涉嫌卷入包括“洛克比空难”在内的许多国际恐怖事件。他到处传播绿皮书，输出他的伊斯兰革命理论；他干涉乍得内战，向爱尔兰共和军偷运武器，培训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反政府游击队。他大权独揽，作风信马由缰，曾几次宣布和邻国合并，甚至亲自开着推土机推倒界碑，结果总是很快不欢而散；他时而表现出对反对派的宽容，时而又莫名其妙大开杀戒。

　　他的国家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遭到经济制裁达21年之久，却又在新世纪第一个“洗白”；他曾接受苏联军火，和美国大打出手，长期拒绝交出“洛克比”嫌犯，却在“9·11”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久前他甚至成为法国总统萨科奇的座上宾。

　　不管喜欢与否，利比亚的卡扎菲时代恐怕还将继续，因为他的内外统治基础仍旧牢固。

　　由于拥有丰厚的石油收益，长期遭受制裁的利比亚虽然经济发展缓慢，但人民生活水准仍维持在一定程度。加上卡扎菲搞全民福利政策，其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较高，社会也较安定；虽然近年来和西方的妥协，以及在“泛伊斯兰运动”推行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让他不免有些灰头土脸，但他对黑非洲国家的热情支持和慷慨赞助，却令他从“泛非主义”这面大旗上找回了尊敬和颜面，足以维持其地区领袖、理论导师的排场。

　　不仅如此，和其他非洲威权领导人相比，卡扎菲的铁腕显得较为隐蔽和策略，外界很难确切指出在一大堆“人民委员”中，究竟哪个是他的亲信和死党，谁的权力仅次于他，谁是他可能的继承人。这种小心翼翼的分权和平衡，固然影响政府效率，却足以保证利比亚只有一个威权人物——卡扎菲本人，至少在其有生之年很难改变。

　　穆巴拉克会否搞世袭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威权其实来自意外：若非1981年10月6日时任总统萨达特的意外遇刺，他的时代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由于穆巴拉克小心翼翼地遵循温和立场，与美国结盟、参加海湾战争、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但同样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运动，谴责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暴力，埃及不但获得西方阵营的支持，而且逐渐恢复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地位。这也使得他的威权和恋栈，被整天挑剔非洲民主的西方国家轻描淡写地放过。

　　穆巴拉克也做出了一些政改姿态：自2005年起，总统采用直选，并允许差额选举；一些独立传媒开始出现，甚至抨击穆巴拉克家人舞弊的报道也往往被宽容。从2005年首次差额直选中穆巴拉克轻松获胜不难看出，他的威权统治很难被选票撼动。

　　然而他带有世俗色彩的威权，却受到如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基地北非分支的严重挑战，BBC称他已成功避开这些极端组织至少6次暗杀。毕竟，萨达特前鉴宛在，令他不敢稍有轻忽，也许，极端组织的暗箭，是对穆巴拉克威权最现实的威胁。

　　穆巴拉克政权延续至今，腐败问题屡屡受到批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指称在政府招标和私有化过程中徇私舞弊，而政府官员的贪污和警察、内政部的滥用权力也引起诸多不满。此外，自萨达特遇刺后启用的《紧急状态法》竟一直延续至今，根据该法，警方有权在无任何证据、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虽然穆巴拉克一再强调，此举意在“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但这种长期侵害公民正常权力的法律，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穆巴拉克的威权是否会世袭下去：他的次子贾马尔(Gamal)正在其刻意栽培下，在埃及政坛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根据非洲以往的政治经验，威权政治往往是建立在个人、而非家族权威基础上的。作为铁腕人物，穆巴拉克可以把握全局；作为资深军官和前空军总司令、战斗英雄，他可以登高一呼，三军响应，但他无法确保，这些文武百官、军民人等，会像服从他一样服从贾马尔——毕竟这位政治新星在2000年以前，不过是总统卫队的一名普通军人。

　　穆塞维尼的温和威权

　　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当然是一个威权人物。他曾经组织对前独裁者阿明的反抗；他曾被奥伯特政府驱逐，不得不流亡坦桑尼亚，领导武装反抗；1986年，忠于他的军队用武力把他送上总统宝座；2006年，他宣布废除总统任期限制，表现出谋求无限期连选连任的决心。

　　但穆塞维尼的威权却是受非议最小的，国内和国外的抗议声、指责声虽然有，却不成气候。

　　关键在于穆塞维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将威权的“副产品”控制到最低。

　　威权最大的副产品——贪腐，和非洲特有的宗族至上，被穆塞维尼严格控制。他的政府吸纳了国内各民族和派别，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然，作为回报，他们都要服从穆塞维尼本人。穆塞维尼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却谨慎地推行务实经济政策，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让原本濒临崩溃的乌干达经济得以迅速复兴；穆塞维尼还发起了一系列保护人权的运动，并因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不仅如此，在他的治理下，曾经是艾滋病高发区的乌干达，已成为预防艾滋病成效最显著的非洲国家。

　　正因为这一系列措施深得人心，因此穆塞维尼的温和威权看上去仍非常稳固。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干达曾长期遭受阿明的残暴独裁统治。乱世之民最易满足，经历过阿明时代的乌干达人，自然对日子好过很多的穆塞维尼时代留恋不已。

　　各有各的难言之隐

　　非洲其他的威权、准威权领袖还有一些。

　　乍得的代比政权是典型的威权政权：他的爱国拯救运动(PSM)把持一切大权，而他本人又掌控PSM的大权。但代比政权又恐怕是非洲最不稳固的威权政权：虽然今年早些时候反政府武装的进攻功亏一篑，但仍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他的宝座，不仅如此，被称为“世界最腐败政府”的代比政府，在国内的威信也令人怀疑。

　　不过从目前来看，不论代比政权的命运如何，乍得的威权时代恐怕很难告一段落：代比本人是推翻前威权者哈布雷上台，而反政府军的首领埃米迪尔等人，所走的也恰是当年代比的老路。

　　厄立特里亚的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显然也在推行威权体制。执政党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控制一切，他本人独揽军政大权；他对反对派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反对派领导人被逮捕；他还严厉地对待基督徒。

　　然而目前看来厄立特里亚的政局尚很稳定，一方面，EPLF和伊萨亚斯是厄立特里亚独立的主导力量，对于这个非洲最年轻的国家而言，其影响力是深厚的；另一方面，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积怨深厚，事实上处于“准战时体制”，在这种形势下，一切威权行为都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伊萨亚斯本人也常常说，民主制度是“必须的”，但“不能操之过急”。

　　刚果(金)的卡比拉、多哥的纳辛贝也被不少评论家视为准威权人物，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承继父辈的位置，而且在国内都遭逢反对派强有力的挑战和制约：卡比拉曾被反对派领袖本巴弄得焦头烂额，而纳辛贝的第一次继位甚至被否决，不得不重走选举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执政风格有相当威权色彩，但较诸父辈已大大淡化。

　　卢旺达的保罗·卡加梅政权也有强烈威权色彩，其对舆论的控制被称为非洲之最，但他毕竟是通过国际认可的民选形式上台执政，而且在杜绝种族屠杀、消除种族隔阂方面功不可没。多灾多难的卢旺达百废待兴，民心思定，只要卡加梅政府在政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很难有势力对其统治构成严重挑战。

　　普京和他的敌人们

　　梁 强

　　在顺利完成程序上的权力交接后，普京毫无疑问已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凭着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治国方略，他不仅成为本世纪优秀的大政治家，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被载入俄国史册的伟大领袖。但即便如此，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许多反对普京的人，他们与普京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在普京治下8年来的政治演进历程。

　　追查真相的媒体人

　　普京在自己政治生涯中打赢的第一仗就是车臣战争，这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政客一跃而成新的政治红星。但也正是车臣战争使他遭遇到自己的第一个政治敌人——追查真相的媒体人。

　　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的分裂运动开始转化为恐怖主义运动，接连在俄罗斯制造了数起重大恐怖事件。尽管恐怖分子最终都被绳之以法，但俄当局在应对这些恐怖事件时采取的措施却备受质疑。其中尤以2004年8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为代表，在付出了4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重代价后，车臣战争结束以来一度成为民族英雄形象的普京遭遇了执政以来的首度信任危机。尽管官方对媒体下了封口令，但之后陆陆续续披露的真相让许多人都对强力部门及普京本人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提出了疑问：比如，一直无坚不摧的“信号旗”部队在之前的几十次行动中一共才牺牲19人，但为何在此次行动中却付出10死26伤的巨大代价？一些独立军事评论家认为，普京在人质危机刚开始时有关“和平解决”的谈话给特种部队的思想造成了混乱，从而使特种部队内部就使用何种方式解救人质产生了分歧。在此前的莫斯科戏院人质事件的处理上，普京因为采纳特种部队的建议向戏院释放麻醉气体，结果造成了160多名人质窒息而死，负责参与此事的“信号旗”部队因而受到指责。因此，在此次人质事件的处理上，“信号旗”和“阿尔法”小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策略。到战斗打响时，双方甚至在进攻路线和对方的火力点位置等问题上都还没达成共识。此外，当局是否一直在隐瞒伤亡人数？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为338人，但《消息报》认为这一数字要远远小于实际的死亡人数。根据他们的调查，死亡人数应该在400到600左右。《消息报》在报道中还称，这么多的死亡人数不可能完全是恐怖分子造成的，特种部队在解救人质中因准备仓促缺乏统一指挥，很可能在混乱的枪战中误杀了一些人质。《消息报》的这些报道激怒了克宫。人质事件结束后第二天，该报主编沙里克夫突然递交辞呈。据俄政府消息人士向“莫斯科回声”电台透露，在沙里克夫宣布辞职前，俄总统新闻事务主管博罗金曾亲自向《消息报》所在的“俄罗斯报业集团”老总打过电话。

　　由于这次事件造成的巨大后果，俄杜马也不得不成立了专门的别斯兰事件调查委员会，但结果只是例行公事草草收场。而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受害者因为对官方得出的结论不满，自发成立了独立的“别斯兰母亲”委员会，要求当局公布全部事实真相并同意国际专业机构介入调查。该运动也成为后来少有的能一直生存下去的反普京团体。

　　在别斯兰事件之前，俄罗斯《新报》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就已经开始了对2002年莫斯科戏院人质事件的独立调查。由于涉及强力部门和军方，这样的深度调查一直是俄国媒体的“禁区”，在此之前就有数名记者因为调查而遭暗杀。但这并未阻止俄国新闻界那些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去彻查和公布真相。作为俄新闻界中少有的车臣问题专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别斯兰事件后更是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车臣问题上，在俄国本国媒体受到日益严厉控制的情况下，她在国外接连出版了两本专著，对别斯兰事件和俄军在车臣的不法行为予以详细披露。2005年，当乌克兰、格鲁吉亚相继爆发“颜色革命”后，她更是多次公开批判普京体制的“罪行”，并预言俄国不久也将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革命。这让她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眼中钉。2006年9月，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神秘枪杀，成为俄国过去15年中因为工作被杀害的第42名记者。由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声誉，此案引起轩然大波，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国内外知名政治家都对此表示了关注。俄总检察长柴卡也宣布亲自侦办此案，但直到现在俄官方仍未能给出圆满的结果。此后，莫斯科一方面加强了对车臣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在2006年开始了对新闻界的控制，俄气、罗斯石油等克里姆林宫直接控制的大财团们开始向媒体进军，包括《消息报》、“独立”电视台在内的多家知名独立媒体都被收购。普京的支持率也从别斯兰事件后的不到50%增长到70%，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

　　虎视眈眈的寡头

　　2004年是普京政治生涯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俄罗斯建国后最重大的经济案件尤科斯案以国家检察机关的胜利而结束。毫无疑问，普京赢得了这场政权和寡头之战的胜利，但他同样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为自己树立了新的敌人。这个人就是尤科斯公司的主人，俄国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在叶利钦时代，寡头们虽然享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但在普通人心中却是窃国者的同义词。霍氏现在能够以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新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很大程度上是这场世纪大案所赐。尽管他已经成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和阶下囚，但对他的所有惩罚却都提高了其政治威望。在尤科斯案件最终裁决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总统竞选支持率一度上升到8.3%。在判决后的公开宣言中，霍氏也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我将和你们，所有希望能够自由地就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我们共同的现在和未来发表意见的人们一起努力。我坚信，我将和你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自由的国度”。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支持者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大城市的人，他们对未来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将有重要的影响。

　　尤科斯案件的幕后原因，最初都被认为是克宫新主人以行政手段摧毁虎视眈眈的寡头政敌的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案件的真正意义也开始显现。据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家平奥特夫斯基的研究，随着尤科斯案件胜利后俄国有化运动的高歌猛进，一批新的寡头浮出了水面。他们主要由普京总统的亲信和幕僚组成，其中的许多人同普京一样来自安全情报机构。他们控制了俄罗斯最大也是最赚钱的9家国营大企业。这9家国营大公司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控制着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并垄断着俄罗斯的一些主要行业。随着国际市场原油和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这9家俄罗斯国营大公司的利润也迅速攀升，从而给这一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收益。目前，该集团在俄已控制了2000多亿美元的资产，占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平奥特夫斯基认为，叶利钦时代是少数亿万富翁掠夺普通百姓，而普京时代，则是“一些亿万富翁掠夺另一些亿万富翁”。俄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杰里亚金的表述则更加直白：“我们这里只不过是新的一批财阀取代了旧的一批财阀。换句话说，强力财阀取代了商业财阀。”

　　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寡头们再也没人敢对克宫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任何微言，他们不再是叶利钦时代雀山俱乐部指点江山的豪客，而成为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或者是改旗易帜愿为普京鞍下驱使。极少数反对普京的寡头，不是流亡国外，就是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被流放到边远的西伯利亚。

　　不合作的经理人

　　普京的第三个敌人来自体制内。

　　2004年初，普京突然解除了与其共事3年多的卡西亚诺夫的总理职位。后者在2000年春普京当选总统后就被任命为总理。在普京因为第二次车臣战争民意支持率大增的同时，卡西亚诺夫也在经济领域干出了相当的政绩。2003年，在卡西亚诺夫的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达到6.7%，保持了连续5年的稳定增长；他还在任内成功重组了俄罗斯的外债结构，使俄金融业在1998年危机后重现生机。卡西亚诺夫本人也被西方媒体评为俄罗斯最有价值的总理，其民意支持率一度达到24%，成为仅次于普京的最受俄民众欢迎的政治家。“普-卡搭档”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建国以来最成功的政治组合。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卡西亚诺夫与普京在经济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尤其在对何种经济模式更适合俄罗斯发展的问题上，两人更是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在政府内部会议上，卡西亚诺夫对于普京亲自制定的在2010年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出公开质疑。这也成为他在普京第一任期还未结束时就被免职的重要导火索。卡西亚诺夫后来这样描述他和普京的分歧，“总统是法学家(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学系)，而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虽然擅长制定规则，但法学家却更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些规则”。从中也可以看出，卡西亚诺夫对普京突然解除自己的总理职务充满了怨气。

　　虽然“普-卡组合”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纲领上意见不合而分手，但根本原因却是克宫内部的利益冲突所致。卡西亚诺夫在任时就与普京所依赖的强力集团不和。具备良好西方教育和金融职业经历的卡西亚诺夫和这些主要是在前苏联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国家机器成员在精神气质上完全不同，在管理国家和日常政治运作上的立场和方法也各不相同。而且卡西亚诺夫是叶利钦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而强力集团的这些人那个时候正好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此，随着强力集团在普京第一任期内成功扩展了自己势力，作为自由派旗帜人物的卡西亚诺夫自然就成了他们要清除掉的第一个目标。再说，卡西亚诺夫还是普京第一任期中唯一一位叶利钦时代的高官，一直被外界视为叶利钦离任时安插下的一匹黑马，而他本人也确实与“大家族”的金融寡头联系密切，这使他和一心打击寡头势力的普京产生了根本的矛盾。2003年10月双方冲突的第一次公开爆发，就是因为俄总检察官起诉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也成为后来普京在自己大选前夕宣布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的最直接原因。

　　卡西亚诺夫被免职后，职业经理人与强力部门之间的冲突并未就此停歇。2005年初，普京突然解除了自己的经济事务顾问伊拉里奥诺夫的“8国集团俄罗斯特使”职务，原因是后者在2004年12月底公开指责对尤科斯公司的拍卖是“俄罗斯年度最大的经济欺诈行为”，并称普京此举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匣，将给俄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伊拉里奥诺夫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普京的经济顾问，主张增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抑制寡头影响的增长，这些政策都是他最初向普京建议实施的，但伊拉里奥诺夫后来却成了这些政策的积极反对者。这表明在卡西亚诺夫被免职后，专业的经济学者和治国专家已逐渐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克格勃和强力部门出身的人不但包围了普京，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占据了那些对国家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位置。伊拉里奥诺夫在2004年终的这次爆发，与其说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一种失望情绪的发泄。

　　自由派们的怨气在2006年还在继续。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列夫等“自由经济学派在官方的代表人物”也加入到对政府的公开反对中。在2006年俄战略研究中心的年度例会上，两人不仅指出普京要求在2010年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将经济增速减慢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普京任命不久的新总理、联邦税务总署出身的弗拉德科夫。媒体将此次事件比作是自由派部长们对普京的一次“逼宫”行动。但普京丝毫不为之所动，弗拉德科夫虽然自上任以来就饱受专家们的批评，但普京还是坚持让其留任至2007年底，新一轮的权力调整开始前。

　　2008：没有反对派的选举

　　对于自由派的职业经理人们，普京并没有像对媒体和寡头那样一棍子打死，库德林和格列夫一直留任，卡西亚诺夫在免职后也被邀请出任筹建中的俄罗斯国际合作银行行长。但卡西亚诺夫这一次选择了退出普京体制。他不但拒绝了普京的邀请，并且在2006年公开呼吁俄罗斯的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赢得2007年的杜马选举。他本人也不排除在2008年作为候选人角逐俄总统宝座的可能。他的这一声明得到了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反对普京的寡头们的支持。另外，流亡美国的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也秉承了前苏联时期象棋手的持不同政见传统，明确提出了反对普京和角逐2008总统选举的主张。其声明得到了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主席雅弗林斯基的支持。

　　但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2008总统选举中，两人却连参选资格都未获得。和普京指定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一起竞选的，都是看上去更像是普京盟友而非敌人的体制内反对派。研究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美国学者雷杜尔指出，尽管现在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在构成上有了很大变化，与苏联时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参与不同，独立媒体、经济寡头和职业经理人们都加入到反普京的运动中，但运动的规模和性质却和苏联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们“在大众当中的影响力非常小；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内慷慨激昂外，他们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很难形成气候”。

　　政治通常被称为是一种艺术，但它的本质却是冷酷的权力斗争。普京现在的这些敌人们，在政治上显然还只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凭借着“第四公权”的舆论，凭借着雄厚的财源，凭借着专业的治国能力就可以获得通往权力的最终道路，但俄罗斯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却证明，在他们的经验所能倚靠的体制出现之前，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