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份的梁文道
他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纵论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业电台一台采集百姓声音，他在“开卷八分钟”将深奥的学问“翻译”给大众，他是11份报刊的专栏作家，他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相信，一个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岁的专栏作家
1971年，梁文道刚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
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岁，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锋青年。因为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见到三方观点，“你过去对"国家"的观念、你的整个历史观，就崩溃了”。
于是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有很多意见”。有人对他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编辑打电话问我妈，请问梁文道小姐在吗？”
母亲解释了一下，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
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香港商业电台台长
在他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文化产品）满盘皆赢，或者满盘皆输”。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我的朋友蔡东豪，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牛棚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台长。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一个电台，不只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电台有几个大名嘴，比如郑经翰，号称香港10点前特首，你让我管这一帮人……
“后来他又找过我几次，用了ultimateexposure（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可以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你自己的理想。”
他同意了。“非典时期，我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你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只录30秒，然后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你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法。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嘛，我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内地观众认识他，多是通过“锵锵三人行”，但他的“身份”，显然远远不止窦文涛身旁那个侃侃而谈的“知道分子”——
11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一家中学——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文化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负责给人家拨款搞环保”；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一个名为“上书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简单的小书，也编一个杂志，我是编辑，也是社长”；香港有线电视一个周播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没有时间，就快不做了”。
当然还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我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开办3期后，他对来采访的《亚洲周刊》记者说。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最新的消息是，“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让它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还要参加各种社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作站台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如何在媒体上抢到发言阵地，等等。
“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
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他坐在北京西北三环的一家咖啡厅里，仔细卷着烟丝，然后——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着。“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想说的是，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
他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今年1月该杂志评选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位多数是媒体从业者，“你看那些人，很吓人的。比如评选去年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800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应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涉猎，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达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他的一种尝试。
年初，台里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我，我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我觉得我的观众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比，是两代人。”
他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跟学生。对，我比较针对这些人说话。”顿了一下，又笑着“纠正”：“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我做时事评论也是这样。有的人做评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但我很少这样。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我在这个群体里跟大家对话，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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