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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多次会见宁波籍“世界船王”包玉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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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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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本家”
出钱来办大学,办不办?
包玉刚出资建宁波大学始末与“宁波帮”归来
本报记者 屠晨昕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
“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大学,办不办?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这位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宁波当时经济上很滞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刚想建一个煤矿码头。听说上海正在筹建宝钢,他又积极活动,争取把钢铁厂造到宁波来。但是,因为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宁波是一座文化名城,读书与经商一样,是宁波民间多少年来的传统,宁波是一个出才子、出优秀学生的地方。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愿望,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抗战前,虞洽卿等宁波籍大实业家就筹建四明大学,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解放后,宁波办大学三起又三落,始终无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宁波迎来了大规模开发开放的浪潮。1984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1976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几十万人伤亡、一座城市被摧毁,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怎么办?最后是邓小平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1984年8月,邓小平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包玉刚投资饭店用父亲名字命名,让不让?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只有孙中山先生,以及张自忠这样的民族英雄,才能以他们名字命名道路、公园。连毛主席的名字都没用来命名,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尽管当时已经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是遇到了这样具体的问题,为了解决现实困难,能不能突破以往惯例和传统思维?尤其这是如何对待海外人士、资本家态度的问题,谁心里都没底。因此,在这些讨论中,反对者振振有辞的声音尤其显得响亮,赞成者底气不足,在争论中渐渐归于沉默。有关部门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还是批不下来。”
这件事,最后还是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到此事迟迟办不下来,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邓小平如此亲力亲为,就是要以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打破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隔膜,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了!”王耀成说,华侨向来有回报祖国的优良传统。此情此景,怎能不让华侨们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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