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薪火之传：布达拉宫穿越千年的大修(图)

　　千百年前，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将佛陀的讲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

　　记者◎李晶晶

　　缘起

　　“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这绝对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周华，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大藏经》对勘局常务副局长，到现在回忆起20多年前听到要做《大藏经》对勘时的情景，依旧如同当年那个小伙子，激动得要命。

　　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成立伊始，研究中心提出三个研究课题:整理和出版《中华大藏经》，对勘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开展“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课题的研究。学者们一致通过将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作放在首位。

　　藏学专家们对科研课题的取舍自然与《大藏经》的历史渊源分不开。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包括显、密经律，是原始经典；“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佛陀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包含哲学、逻辑、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和建筑等学科。

　　公元7世纪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中国于阗和内地分别传入藏族地区。据传在吐蕃王松赞干布执政时，首派大臣图弥桑布扎和仁钦桑布等藏族青年携带黄金前往印度等地学习梵文，学成归来后始创藏文，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9世纪，在赤德松赞时期，组织人力先后将山南地区的佛经搜集整理，还统一译语，修订旧译，规定每部经文的数量和篇幅规模，编订成函。当时编写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目录——《旁塘目录》，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钦普目录》和《丹噶目录》。这就是著名的吐蕃三大目录，因历史原因，前两部已经失传，后一部收录在《丹珠尔》中。14世纪初，由迥丹等人搜集卫藏、阿里等地的所有佛教经典，在那塘寺进行整理，经修订、补缺编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同时还分别写有两个目录，这就是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缮写本。

　　后来蔡巴·贡嘎多吉聘请当时最有声望的佛教大师布顿·仁钦珠负责审定，以那塘写本《甘珠尔》为蓝本，其他写本做参校，勘校后，以金银汁书写了一部《甘珠尔》，世称“蔡巴甘珠尔”，成为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精审本。从此藏文《大藏经》的传抄在整个藏区悄然兴起。到明永乐八年，明成祖朱棣派专使进入西藏，将藏文《甘珠尔》写本带回南京，雕版印行，此后，17?18世纪先后刊刻了著名的理塘版、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等。这是刊刻藏文《大藏经》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

　　藏文《大藏经》不仅汇集了众多佛教典籍，还汇集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历来就被藏族僧侣、信教群众奉为圣物。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它是一部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大型古籍丛书，是藏学研究极其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资料。由于藏文《大藏经》形成期晚于汉文《大藏经》，所以辑录的典籍种类繁多，虽然历代历次修订《大藏经》都是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吸纳原有版本特色，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印刷技术局限，在传抄、校订、雕刻过程中，许多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字、漏字、衍文，甚至章节编排也不尽一致，影响了完整性。由于藏文《大藏经》在藏学、佛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因此，对现存的各种木刻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勘校订显得极为重要。日本曾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影印出版了北京版的德格藏文《大藏经》。

　　出于这些考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1986年成立后不久便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国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很快做出批示，同时拨专款3000多万元用于对勘、整理和出版藏文《大藏经》。

　　“那一年我还在甘肃出版社工作，我是和我们社的总编辑去青海开会聊天时说起的。我本人就是藏族，《大藏经》在我们藏族人心目中非常神圣，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由于工作的关系，周华经常会到成都与对勘局开会交流。“没想到1988年的时候我被借调到对勘局工作，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梦想居然成为现实。”周华大学时学的就是藏语言研究，“我记得很清楚，对勘局初创时只有二三十个业务人员，因为算是临时机构，所有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借调过来的，大家是在租来的房屋里办公和住宿，条件比较艰苦。当时正在着手制定《大藏经》对勘的方案，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我们从全国请来很多藏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还有高僧，一起开了几个月的研讨会，包括以什么形式勘对、以什么版本为基础……甚至连用什么形式出版都讨论了”。

　　寻流

　　“整理出版之前，我们开始搜集《大藏经》的各种版本，不过究竟以哪个作为对勘藏文《大藏经》校勘底本，却成了首要问题。抄写本不计其数，但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传播，所以不做参考。我们一致同意，以刊刻本为准，按现在的话说，这是当时的正规发行物，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这样，相应来说错误也会少一些。”

　　藏文《大藏经》版本较多，部数也不尽一致，经过对各种版本的比较，最后确定以创刻于1730年的“德格版”为校勘底本。历代多次编纂都以德格版《大藏经》为母本，原始的雕刻木板至今保存完好。同时校订德格版《丹珠尔》和《甘珠尔》的学者西钦·次成仁钦和司徒·曲吉迥乃，在康区非常有名，他们校订严谨，版本具有权威性。刊刻德格版的德格印经院也是藏传佛教印经中心之一，它位于四川北部德格的更庆寺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德格印经院以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著称于世。创始人丹巴泽仁规定:《大藏经》一律用朱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典籍用黑墨。这也使该印经院有别于其他印经院而独具特色。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印经院一直受到政府保护;1982年初印经院开始恢复雕版印刷，不到10年，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就印了6200多部。因此它又以刊刻《丹珠尔》和《甘珠尔》闻名于世，德格版经书到现在还一直在印刷。

　　校勘底本确定了，可先对勘《丹珠尔》还是《甘珠尔》又成了问题。“当时能够知道，《丹珠尔》在历史上曾先后刻制过北京版、纳塘版、德格版和卓尼版4个版本。而《甘珠尔》有12个版本。按道理应该是先做《甘珠尔》的勘对，这是佛祖的教法之总集，然后再做《丹珠尔》对勘，这是对《甘珠尔》中佛祖所说的佛法的注解。但后来经过大家的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整理出版工作的顺序，先《丹珠尔》，后《甘珠尔》。”今年已是78岁高龄的阿旺措成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在藏学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威望，是对勘局常年聘请的专家之一。当时《丹珠尔》现存的4种版本国内都有收藏，而且比较完整，便于收集。而《甘珠尔》有12个版本，还有不少在海外。所以，先做《丹珠尔》的对勘会相应缩短时间。为对勘，聘请了刘立千、恰白、强巴赤烈、土登尼玛活佛等二十几位藏学界专家、教授、高僧为顾问，随时指教、解决对勘中的疑难问题。

　　当时在北京搜集到了由日本大谷大学和日本《大藏经》研究所影印出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借到纳塘版《大藏经》;在甘肃拉卜楞寺搜集到卓尼版《大藏经》;在德格印经院搜集到德格版《大藏经》。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藏文大藏经对勘条例》，使全部整理对勘工作做到条理化、规范。（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