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杨天石的怕与不怕

　　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史学研究者有着他特殊的烦恼。

　　 2007年岁末，杨天石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在学生自由提问之前，他特别声明：“鄙人不害怕。”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也是目前唯一通读过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这位被称为“敢于冲破禁忌”的民国史专家，近来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

　　 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逐渐开放蒋介石日记原本，蒋氏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杨天石看来，这更是一门“险学”。

　　 2002年，杨天石根据当时搜集到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写成《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出版不久即触发了反对者的攻击，一些人甚至给中央领导写匿名信，要求严肃处理他。“险学”之“险”，可见一斑。

　　“如今我还梦见大学毕业没单位要”

　　 身高一米八的杨天石，儒雅俊秀。同事们都说，杨先生当年有如“玉树临风”。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未能进入一直梦想的学术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坐落在北京南郊一个叫五爱屯的小村子里，名为学校，其实是一个短期培训班，最长的学制半年，短的只有一个月，主要为北京郊区培训拖拉机手。

　　 北大学子，怎么分配到一个培训班教书呢？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更是天之骄子。杨天石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是团中央授予的全国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当时红得发紫。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令人羡慕的单位。

　　 一肚子苦衷的杨天石，别无出路，提着行李走出了北大，乘公交车先到永定门，再转乘郊区长途车到南苑。下车后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抵达五爱屯。从村头到村尾，走了好几趟都没找到那个农业机械学校。最后他打听到，原来这个学校设在五爱小学内，借了两排平房作校舍。此时的杨天石，心头不由涌出李白的两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杨天石在北大的5年，是中国政治上风风雨雨的5年。1955年他进入北大，那时，中央正号召“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提出：“知识分子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杨天石心想：“今后自己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接下来是1957年“反右”，北大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就连杨天石同宿舍的老大哥——一位原来的地下党员也被划成了右派。杨天石想不通，他向团支部书记反映：“某某不可能是右派？”这样，他就被视为“严重右倾”了。两三年之后，全国“大跃进”，大学里开展“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火烧个人主义”。那是一个提倡向组织交心的时代，杨天石一次他团支书谈心，谈了自己今后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想法。谁知，这次谈心为他惹下大祸，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一年，全校奉命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在学习中，大家讨论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那时的杨天石有了点独立思考，他觉得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他在一次发言中提出，资本主义民主是相对民主，尽管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但比封建专制还是前进了一步。这番言论今天看来相当平常，在那个时代可是异端。杨天石的“邪说”，从班级汇报到系里，又从系里汇报到学校。最后，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对杨天石进行了总批判。

　　 5年北大生活，对杨天石的一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档案里，添加了一份背负一生的毕业鉴定：“《再论》学习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反右斗争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杨天石对当时鉴定的内容仍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有时既敏感又脆弱。大学毕业的那份鉴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许多年以后，杨天石已经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多年，每每想起那份档案，还是心有余悸。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清理“文革”档案。杨天石找到人事干部，询问能否撤掉他的毕业鉴定。人事干部回去看了档案说，没发现那份鉴定。杨天石说，“不可能，我可以背给你听。”人事干部回去又找，结果找到了，但告诉杨天石，不能撤。因为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可以撤消，自我鉴定不能撤。那是一张纸的两面，正面是组织鉴定，背面是自我鉴定。已经71岁的杨天石向记者承认，“我这辈子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大学毕业没有单位要，怕得很。”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已走到人生的暮年，一切都成了定局，怎么还做这样的梦？”

　　这条路他走了18年

　　 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式的学校，杨天石不满意，也不甘心。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班族中，“辞职”和“跳槽”是极为罕见的。钟情于学术的杨天石暗下决心，通过做业余研究走上学术岗位。谁知，这条路他整整走了18年。

　　 到了1962年，上帝的眼睛突然睁了一下。杨天石所在的农业机械学校下马了，他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这令他觉得满足，因为这所中学在市内，到图书馆看书不必再奔波几十里了。

　　 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杨天石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其中1964年发表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刊物《新建设》的一篇文章《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在多年后引起了近代史所的注意。当时，近代史所正在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见地，邀请他业余参与所里的研究工作。他由此步入民国史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民国史研究还是个禁区。董必武、吴玉章曾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没有立刻实行。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编写民国史。当时国务院还没有文化部，只有出版口，出版口就把编写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来扩大为研究室。

　　 那时，在学术界以及一些领导人当中，对要不要编写民国史认识并不一致。1972年，《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是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有搞两个中国之嫌，更有些人想要解散编写组。当时的编写组领导李新态度坚决，说这个工作是总理指示的，要解散，请拿批示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示，编写工作就坚持了下来。

　　 当时，民国史编写组正值发展期，迫切需要人才。起初所里邀请杨天石业余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干脆提出，要把他正式调进近代史所。

　　 调动的事在办理中，大学毕业时那份毕业鉴定还像幽灵一样纠缠他。最后，杨天石决定，丑媳妇先见公婆。一天晚上，他敲开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的家门。不巧，李新不在。李新的夫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接待了他。老太太问，“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杨天石把毕业鉴定的内容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太太笑了，说，“这正说明当年你是正确的。这在近代史所不会成为问题。”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调入近代史所，正式从事专业的民国史研究，一偿多年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重释近代史

　　 杨天石认为，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比如，一部抗战史，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八年抗战，结果变成中国人谁都没有抗战。历史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杨天石萌生出一个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出发，让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二、从旧时的国共斗争的框架里解放出来，从前人、特别是从当时的政治人物对近代史的解释里解放出来。三、它是科学，不是宣传工具，不应生硬地、机械地配合某个政治任务。

　　 杨天石不赞成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风云雷雨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第一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认为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杨天石却认为，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喝彩。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普遍跟着立宪派走，反对武装起义。革命后，资产阶级又迅速选择了袁世凯。1924年广东商团叛乱，资产阶级更拿着枪反对孙中山。孙中山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他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甚至声称，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杨天石说，如果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近代史会越说越糊涂。

　　 尽管杨天石认为新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但他并不急于“推销”自己的想法。他更热衷于个案研究。杨天石有个想法，他要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不能推翻我的史实。

　　风波起于蒋介石

　　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常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突破这些困难。

　　 2002年，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第二年，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向他袭来。一群化名者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信中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认为杨天石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批判足足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

　　在杨天石看来，目前的民国史研究，要前进，必须突破“内战思维”的影响。提起蒋介石，大家想到的是头上贴着膏药的蒋光头，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蒋介石当年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更不了解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还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杨天石说，有些老同志当年是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现在说蒋有过也有功，他们接受不了。

　　鉴于事态之大，社科院院的领导把杨天石的书通读了一遍，认为“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并把这一看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对此，中央有关领导给予肯定。其后，又有人给有关机构写信，继续状告杨天石的这本书。社科院进而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这本书的出版程序进行了审查，结果也没有发现问题。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杨天石渐渐不怕了，“这是处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特殊烦恼。”

　　四亿字的历史底稿

　　“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1959年4月29日上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向380位与会者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

　　他提议“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这就是后来累计征集达四亿字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缘起，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倡导者。随后，这项工作便迅速而有效地开展起来。

　　“文史资料”的来龙去脉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章士钊、吕振羽、刘大年等40人为委员。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初首要和迫切的任务。范文澜在成立会上强调，写文史资料，“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定了145个历史事件和61个历史人物的参考题目，并设立了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无论角度、范围、侧重点如何变化，“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这个征集时限，一直是明确的。而民国史则贯穿于这一时限之内。尽管民国史在当时尚不为史学界所看重，但就民国史研究而言，文史资料显然有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到1959年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征集到200多万字的资料，于是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月，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这是一种类似以书代刊的32开不定期出版物，每年大约出八辑。李侃（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负责人，他被时任总编辑的金灿然点名负责《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并与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他后来回忆说：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知识。

　　从1959年起，一批在押战犯陆续得到特赦，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如杜聿明、宋希濂、溥仪、周振强、王耀武、郑庭芨、杨伯涛等，后来被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稿件进行订正、校阅，起着某种意义上的“把关”作用，使文史资料在真实性和可靠性诸方面进了一大步。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到约一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约860万字；另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当中包括了许多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如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撰写的稿件。

　　在停顿了12年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此时，国家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到上世纪末，尽管全国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中，已有一亿字以不同形式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原因，仍有近三亿字搁置库中。从1998年起，经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有关专家数百人历时四年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近三亿字的原始稿本中，筛选和整理出一套26卷本、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意味着文史资料自晚清到建国前这个时间段的征集和出版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

　　民国史的“底稿”

　　如果要找出一个和“文史资料”最接近的概念，那一定是“民国史”了。因为除了少数涉及晚清的内容外，文史资料中的绝大部分，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人和事。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代，还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时代。政权更迭，事件频发，战乱绵延，山河破碎，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相当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或卷入到历史进程当中，扮演了种种角色。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历史的见证者。当中不少人，亲历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有些人甚至属于一些重要历史内幕的几个知情者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意味着能让后人最大限度地认识真实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协委员中名流荟萃，集合了自晚清以来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一大批风云人物，他们不仅掌握着大量的历史资源，而且成为文史资料作者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尽管文史资料在范围上覆盖到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但在形式和体例上则是散篇的汇集，不属于文献意义上的一部系统的民国史，没有章节构思之类的学术通套。

　　以往人们了解历史，往往更多地通过以研究成果形式出现的文献类著作。这些著作常常偏重于梳理历史脉络，以及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做规律上的分析和结论上的认识，“虚”的成分多一些，难免失之抽象，而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历史过程，更不能提供太多的细节和内幕。

　　文史资料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写作原则，读者见到的，是大量含有感性成分的鲜活的历史细节，这不仅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让历史在我们面前“活”起来，而且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一些历史背景，挖出一些历史现象的具体细节，以利说明和揭示一些重大问题或关键问题。即使是一些当年看上去地位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回忆，也往往能提供出史实上的关键时间和关键情节，回答了民国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仅以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为限，就能举出不少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200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收有范汉杰1964年写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宣化店点滴回忆》一文，范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文章详细介绍了蒋介石密令作者携亲笔信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动进攻宣化店，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过程。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但这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响的，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细节，一直不位人知，尽管范汉杰在1964年就把这个过程写了出来，但直到近40年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才公之于众；再如曾在蒋介石警卫室工作的项德颐，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拟赴延安未成之回忆》中披露，他曾奉命为蒋赴延安做打前站的准备（后未成行）。作者揭露，蒋氏拟赴延安之举，是企图借此“提高个人威信”，“以既得抗战胜利果实压倒共产党”，当时这件事即使在国民党要员中，也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又如有文史资料披露，抗战胜利后，中国曾准备派军队参与对日本的占领，并指定了部队、确定了驻扎位置。

　　类似这样有价值、有吸引力、有新鲜感的历史细节，在文史资料中几乎随处可见。撰写一部完整而准确的民国史，倘若无视或抛开文史资料，那便无异于闭门造车，后患是无穷的。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金冲及1994年曾回忆说：

　　我可以说是文史资料的忠实读者，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几乎买了一半，而且读得非常认真。拿辛亥革命史来讲，我和胡绳武教授合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150万字，里面引用的文史资料总有几万字，开一句玩笑，稿费中其实有不少得支付给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不仅是民国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而且是一种“桃李无言”的民国史普及性读本。它有很多几十年不变的忠实读者，也有很多当年的孩子是看着它长大的，还有很多普通读者的民国史知识来自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包罗万象，能满足对这段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感兴趣的读者，有人对文史资料的分类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政治、军事、经济（工商、邮电、交通、金融、财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文物、报刊、新闻、出版、图书、体育、卫生、科技）、社会（华侨、宗教、慈善机构、民族、民俗）乃至流氓、土匪、帮会、娼妓等等。可谓无所不录，比“百科全书”还百科全书。

　　同时，在文史资料中还随处可见揭密式的描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生动的历史细节、显贵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谈吐气质，却看不见故弄玄虚的“文学色彩”。一句话，文史资料确实很好看。王朔在《回忆梁左》中的如下一段回忆，就是一个左证：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

　　“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历史是指向未来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条一脉相传的线索，即使是现在无法预见到的遥远的未来，也终归会化为历史。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割断历史，失去记忆的真空社会里。能清晰、清醒和深刻地认识过去，就意味着能更好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被无数经验和教训所证明的铁的道理，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还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