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我做过运动裁判员杂志(图)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刘明康十分诙谐幽默。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我是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杂志

　　文 余 玮

　　“两会”期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的儒雅风采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中，遭到了空前严峻的考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一结束,刘明康夹在熙熙攘攘的代表委员中在苦候的记者前刚一露脸,眼疾“脚”快的记者即冲到跟前，令周围的代表委员一时失了方寸，原本的秩序被瞬时打乱，很快刘明康被“拐”到楼梯的转角处。

　　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型

　　2003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从商业银行行长到银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刘明康的经历引起记者的浓厚兴趣。“我是一个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因此我非常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愿望。”刘明康说，“我会保护他们参加职业赛的那种渴望和追求，我也会时时提醒他们，你虽然是职业的球员，但是你也必须上运动课和日常的训练。由此来保护他们在职业赛时不会受伤，不会违规，也不会屡战屡败。”

　　刘明康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直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先后两次被当做“救火员”派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后出任银监会首任主席更是如此。

　　1999年，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因受贿罪被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于当年7月被紧急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刘的任期虽然前后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以及加强投资过程中的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在此基础上，1999年11月11日，中国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同年，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刘明康接任了中国银行行长一职，这一次他仍然是临危受命。

　　重回中国银行后对其多年体制积弊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世人充分领略了刘明康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刘明康邀请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了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借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刘明康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所谓“地毯式轰炸”，据中行人士解释，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共撤换6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3年3月21日，中组部先后正式宣布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

　　当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中国银行处以上干部会议在中国银行位于北京西单的总部举行，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当时，刘明康向中国银行总行员工作了告别演说。会上，讲到动情处，刘明康多次哽咽，在场的员工无不感叹万分。显然，刘明康对中国银行的感情是真挚的。在向大家深情话别时，他这样评价自己在中国银行的3年：“这3年，是中国银行90多年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事件、广东开平事件、中银香港成功上市、金融控股集团的试验等，刘明康的确经历了中国银行悠久历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在这3年，人们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的身影。

　　2003年4月，银监会的成立无疑在中国金融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刘明康正式受任掌门，开始了由一位职业银行家向监管者的转变。

　　怎样做才算是一个良好的监管者？在银监会成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表示：“我们根据国际经验设立了6条标准。第一，我们的工作要能够促进金融的稳定，同时又促进金融的创新；第二，努力提升我们国家银行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能力，作为中国的银监会要响亮地提出这个口号；第三，对各类监管设限做到科学合理，监管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四，一个良好的监管者要致力于金融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并且为维护这种有序的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做自己的有效努力；第五，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第六，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

　　在这一番监管宣言里，人们透过“促进金融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问责制”等新鲜字眼，隐约感觉到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新理念。

　　经济的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一连串的政策信号从这里发出。刘明康带着他的一班人马，风风火火地进入了自己的监管者角色。

　　初到银监会的短短第一年中，刘明康就马不停蹄地相继到各地对大小银行进行了专门调研。一系列的监管方案在刘明康“事必躬亲”的操作中渐渐浮出水面。

　　但是，热情并不能帮助刘明康和他的新班子收放自如，相反这个崭新的机构和它的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不时使自己置身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刘明康并不申辩，但坚决地表示，在监督管理实践过程中，银监会将坚持一面鼓励创新，一面加强监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会成为创新的阻力。身处中国改革关键的银行业中心，刘明康肩上的压力可以想见。

　　银监会和央行的角色关系曾一度是外界猜测焦点。刘明康明确表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将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将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事实上，银监会如何能稳妥而又恰到好处地和央行保持政策步调上的协调，保持管理口径上的一致，同时又能走出与央行并行的“体制摩擦”阴影，树立自己独立的监管形象和权威，对刘明康仍是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