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最后一位大师谭建丞即将诞辰110周年(图)

谭建丞先生

　　谭建丞先生二三事

　　文 钟桂松

　　被称为20世纪中国画领域中艺擅四绝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建丞先生诞辰110周年即将来临时，忽然发现时间过得真快，谭先生仙逝也已十多年！但谭先生生前那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待人和蔼的态度和艺术上卓越的大家风度，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谭先生，名钧，字建丞，号澄园，1898年5月26日出生在浙江湖州马军巷一座叫春晖堂的老房子里。

家学渊源的谭建丞4岁便进私塾求学，接受启蒙教育，并开始临习书法和绘画作品。清末新式学堂兴起，谭先生进绉业小学和湖州府中学堂就读。在湖州府中学堂求学时，与文学巨匠茅盾同学。14岁那年，谭先生由其大伯父引导去见在上海的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吴昌硕让谭先生握笔试画，结果谭先生接过吴昌硕手中的笔，放到小钵里蘸了蘸水，又往砚台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幅玉兰图，深得吴昌硕大师的激赏，认为“小子不用干笔头作画，又蘸水又蘸墨，用笔湿润，日后必定成为大家。”16岁那年，谭建丞先生正式拜师湖州书法名家宋勉成学习书法，同时为湖州珠联室笔扇庄书写对联，从而结识李叔同、丁紫卿、戚纪唐等。中学毕业后，谭建丞先生考取东南大学文学系，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受到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指教。1922年，25岁的谭建丞东渡日本，经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的介绍，成为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研究生。1929年谭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资格。抗战期间，谭先生流寓上海，供职于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办的振业银行。期间，谭建丞仍一直致力于书法绘画的创作和研究，与邓散木、赵叔孺、黄葆戍、张葱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艺术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

　　建国初，谭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余与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余任天等谈书研艺，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颀长的身影。但1954年谭建丞遭人告发“里通海外”，而被解职回到故里湖州。从此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谭先生长期蒙受苦难，过着底层贫苦的生活，但他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始终不改。

　　1957年，一心向艺术的60岁的谭先生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岁的张宗祥为师，民间一时传为佳话。“文革”十年中，谭先生的生活跌入深渊，被罗列了一大堆如“历史反革命、右派、敌伪分子、CC派头子的秘书”等罪名，挂牌游街、批斗，清晨扫马路，晚上写交代，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历史才还谭先生一个公道，洗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他在艺术上也重新焕发出青春，篆刻、书法、绘画、诗词都达到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1980年，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为谭建丞先生题词：“江南书画第一擘”，给予高度评价。后人曾这样评价晚年的谭先生：“谭老平日陈书缀卷，置酒抚琴，居备勤俭，躬兼劳辛，晨烟临课，暮霭挑灯，酷暑‘挥汗’，严冬‘呵冻’，评品山水人物，鉴别金石彝铭，闲吟得句，采辑诗文。时而捧砚席而笔走龙蛇，意欲所到与意所不及，全不暇顾，如鱼相忘于江湖，乐而不知老之所至。诚哉斯艺，进乎道也。”确是写出了谭先生的坦荡心情和卓越艺境。1995年5月他百岁生日时艺术界和当地政府为他举办了“谭建丞先生诗书画印学术研讨会暨谭建丞先生百岁华诞庆贺会”，刘海粟、刘开渠、王朝闻等艺术大师联名庆贺，称颂谭先生是“乌程耆宿，光耀吴越”。12月8日，经历百年的历史苦难沧桑，90高龄加入中共的新党员，与书画缠绵近一个世纪的谭先生与世长辞。据说，谭先生临终前亲自修改讣告，专门关照家里人，不惊扰亲朋好友，待火化后将骨灰撒在他故乡湖州的道场山上，书画精品和一生积蓄钱款赠与浙江省文史馆、西泠印社、湖州博物馆等单位。

　　我与谭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桐乡县工作，桐乡与湖州相距不到百里，所以我知道谭先生与桐乡上上下下的许多人熟悉，桐乡的不少年轻人还拜他为师，学习书画。谭先生待人十分和蔼，乡镇干部乃至乡镇企业家，想请他题个厂名，求幅画什么的，都有求必应。而谭先生也十分乐意到桐乡小住几天，说古谈今，十分达观。记得1984年春天，浙江省书协和桐乡县文化局发起，邀请浙江篆刻名家到水乡乌镇，以茅盾125个笔名以及本名为题材，镌刻茅盾笔名印集。谭先生以他德高望重和精湛的篆刻水平，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刻者，并篆刻了“沈德鸿”、“茅盾”两方印章。当时我们都不大清楚谭老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只记得嘉兴市和桐乡县的领导与谭先生等艺术家交谈时，谭先生讲的都是当下改革开放的话题，而且思维敏捷，对党的政策，改革开放的要求清清楚楚。当时我曾很惊讶：87岁的谭老先生怎么这么时尚和进步呀！后来与谭先生闲聊时，我们曾问他：您80多岁身体还这么好，养生有什么秘诀？记得当时谭先生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说：“吃粥”。他说老年人吃粥好，有利消化。事后我们才知道，谭先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生活常常困顿，有限的定量粮食，无法满足扫大街的体力需要，只能吃稀饭，一点米放许多水，南方人叫“粥”，水多叫“薄粥”。改革开放后，条件改善了，谭先生却保持了艰难困苦时期吃粥的习惯。谭先生轻松回答的后面却有着何等心酸的记忆啊。当时，大家知道谭先生与茅盾是中学同学后，便请他介绍茅盾在中学读书时的情况。虽然这件事已相隔70多年，但谭先生依然清晰地记得茅盾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的情景。后来，我专门列了几个问题去函湖州，向谭建丞先生求教，承谭先生不弃，他于1984年8月23日专门复函，回答我的求教。兹将当时谭先生给我的信公布如下，供文史爱好者和茅盾研究者参考：

　　只凭记忆谨答如下：

　　1.茅盾在(进)湖州府中学堂是春天(那时以阴历正月底边招生为主，后称“春季始业”)直到民国改元后，约民三四年始有暑假后进校的，称“秋季始业”了。

　　2.那时学堂规模外貌像衙门，大门竖匾(蓝底金字)一块，两边木栅栏，上马石，石鼓凳，前面大照壁，左右两环洞门，门上砖刻四横字曰“为国植贤”。招生录取后“放榜”，就贴在五六丈阔的照墙上，学生名(字)写得比拳头还大，榜末一个径尺余大榜字大红笔一圈，学生名上红笔一点，最末一行“实贴本堂大门”则红笔一钩，皇哉堂哉，十足封建。放假或祀孔，考期及学生记过等事则牌示，悬挂门口栅栏内。堂台、堂长来到乘两人轿。太尊(湖州府知府)开学时必四人轿来。大厅上排椅桌列坐，教师称教习也坐。学生立两边，后来两旁排凳也得坐了。满洲老爷蓝翎花翎在堂中立讲几句官话先打轿而去。号房(后称门房)及斋夫(后称校役、校工)早备好一顶大帽(冬称暖帽，夏用凉帽，没顶子的)，在门口执役堂上献茶站立时都得戴上。唯这位校长沈毓麟年最轻不喜这一套，虽是前清举人出身却不受拘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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