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念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它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基础。历史上西藏发展长期滞后，而造成西藏发展滞后的原因较多：第一，自然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生存条件差，如高海拔、缺氧气、植被稀少、沙化严重等；灾害多，如风暴、霜雹、人畜疫情等较多；高山崇岭阻隔，与外界交往困难。第二，历史文化因素。西藏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并受保守传统观念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重来世、轻今生，重精神、轻物质，重宗教、轻世俗等观念的影响，大批优秀人才汇集寺院，皓首穷经，脱离社会生产，脱离科技发展进步的事业，未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三，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制度，成为西藏地方长期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束缚人体、禁锢精神、摧残人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像一道铁幕，阻隔着西藏地方发展的希望和人民追求人权的梦想。这几方面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只有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科技文化进步才能加以改变，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西藏地方统治者都没有能力实现这种历史性跨越，尽管他们曾经做过某种程度上的尝试，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人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密切相关。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只占人口总数5%的世俗贵族、上层僧侣和官员，对他们自身享用“人权”满意到了极点。他们不仅骄奢淫逸，而且作威作福，掌握着占人口总数95%的农奴的生杀予夺大权。
不仅藏文、汉文资料对此有大量记载，就连到过西藏的外国人都深切感受到旧西藏人权记录之恶劣。英国人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称，作为“黄帽僧侣之喇嘛，黑头俗人之主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能像他们那样用三寸不烂之舌，更不能用无限广播（即便有广播的这一套东西）来谋取地位。但他有比口才或无线电更厉害的东西，因为他能在今生与来世里进行赏罚。”让你来世当猪或做人，当大官或当大喇嘛。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里说：“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他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旧西藏刑罚严酷，“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但僧侣也有高低之分，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即使是在寺院里，普通僧人也随时面临着刑罚，甚至死刑。”人们能从这里看出达赖集团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图景吗？旧西藏分明是农奴主的天堂，农奴们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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