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
近一个月来，傅莹在英国各界东奔西走，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文章，向英国公众介绍真实的中国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伦敦记者马建国
看上去内向，甚至笑起来有些羞涩的傅莹，有着中国女性特有的温柔和贤淑。
3月中旬在拉萨发生打砸抢杀烧暴力事件，以及随后一些“藏独”分子冲击我驻英大使馆、干扰北京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以来，英国某些媒体“一边倒”地歪曲报道中国。作为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政界、商界、学界、新闻界东奔西走，接受英主流媒体采访并发表文章，用自己的话向英国公众介绍真实的中国以及西藏问题背后的真相。
用数字和事实讲述中国
不少英国人想当然地以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却不知道英国曾两度入侵这片早已融入中华版图的土地；在一个叫乔治·埃弗里斯特的英国人19世纪初到达西藏的10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曾先后两次派人对这片神秘的雪域高原进行了测绘，乾隆年间（1760年）出版的地图上已经出现珠穆朗玛峰的字样，而多数西方人却认为世界第一高峰是这位当时担任驻印度测量局长的埃弗里斯特先生的“发现”，并至今仍沿用“埃弗里斯特峰”这个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名字。
殊不知，在这个埃弗里斯特的爷爷出生之前，西藏人已经给这个庇佑他们上千年的山峰奉送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圣母之地”……
4月15日上午，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的一席话在伦敦市中心议会大厦旁的伊丽莎白二世会议中心博得了阵阵掌声。
连续多日向英国政界、商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讲演、研讨之后，傅莹大使的嗓音沙哑，但她几度被咳嗽中止的讲话仍然成为由约300名英中政治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中国与英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伙伴”研讨会的高潮。
傅莹说，我们不应该让信息鸿沟阻碍英国人认识真实的中国。
“英国一些媒体不实报道说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但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联合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之一开展了一个“我有问题问总理”的提问征集活动。在活动开启两个星期内，有4000万网民登录上网，粘贴了300万个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关心物价的，有关心自己家庭困难问题的，也有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的，对总理工作提出问责的有之，对国家政策批评的也不少。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何以能有如此多的人对国家总理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傅莹大使就西藏问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即席发言，使中英商界的这个经贸研讨会达到高潮。不少人利用会议休息时间争着与大使拍照、交换名片，几位来自中国的代表拉着大使的手不住地说，“您说的太好啦，太好啦！”
几位英国官员也很礼貌地与这位女大使握手，致意……
“我”和中国
“我是蒙古族人，蒙古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英国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4个民族，而中国有56个民族。包括藏、蒙、汉等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和睦共生，这就是中国文化。”
傅莹在4月初一个重大集会上的此番讲话，使不少人对中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现实有了一些了解。
“我自己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坚定的支持者”。谈起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也忘不了从自己讲起。
“我”在她与英国人交流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似乎她是在刻意把受众引导到她的亲身感受中去。
4月5日，在奥运火炬伦敦传递的头一天，傅莹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谈到：“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吸引我多次前往，留连忘返。西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使她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一句话勾起人们对这片神秘土地的向往。
在4月13日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的文章中，傅莹开始就这样写道：
“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作为一个代表13亿人口大国的大使，傅莹并没有一些人想象中的那样“斩钉截铁”、“器宇轩昂”，她采取的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80后中国年轻一代成长在国家不断繁荣富强、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自由度不断扩大的年代。在最近事态的冲击下，他们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新的集体的反思。
“我的女儿也是西方文化的爱好者，在我们周末长时间的网上交谈中，她至少问了几十个‘为什么’。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困惑。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轻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
“我衷心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
对英国广播公司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她这样写道：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而在这堵墙的另一边，情况则完全不同。看着这一切，我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
驻外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但从另外的角色看，他们更是一座座桥梁。在批评不负责任的英国媒体的同时，傅莹大使显然留有分寸，表明自己对促进友好、加强理解的立场——用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特有的细腻和善良，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敏锐。
与英国社会沟通
4月10日，傅莹大使应邀走访了英国电讯媒体集团总部，会见了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和集团旗下的《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们。
傅莹谴责对火炬传递出现的破坏活动，并质问这些新闻从业人员：“为什么一对新婚夫妇以车队为背景拍照留念，广大华人华侨、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积极参与火炬传递活动的镜头都被媒体忽略了？为什么媒体更关心那些干扰活动？”
电讯媒体集团高层和两位总编也承认，“一些媒体的报道缺乏客观性，很容易误导公众”，并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我们的新闻机构完全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去了解，这对今后的报道会很有影响。并提议中方也应该探讨如何更好地与西方新闻机构多接触，多提供另一方面的信息和声音。
最后的成果之一是请傅莹大使给他们撰文投稿。《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就是傅莹在与电讯媒体集团高层对话之后，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的。
文章发表当晚，在网上引发英国公众的热烈辩论，两天上传的跟帖评论达650多条。用一位网评的话说，这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罕见的热烈争论”。
这些评论或询问不乏符合事实的真知灼见，但不少确实显示了英国人对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信息匮乏。
“作为外交官，我一直试图与驻在国的民众沟通，但通过英国媒体最近对中国的不切实际的报道，我发现我们过去在与政府的沟通方面做的努力比较大，通过媒体和其他渠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应该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当然，与习惯于猎奇的西方媒体打交道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少不了繁复、艰苦的工作，为此，我和我的同事要做更多、更艰苦的工作。”
没有人计算过傅莹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量，但她嘶哑的嗓音，让包括英国朋友在内的听众都为之感动。过度疲劳的她似乎没有力气再提高音量。但无数英国人、中国人对她讲演的热烈反应似乎再度证明了“有理不在声高”的老话。
从大草原到世界舞台
傅莹1953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年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三年，这三年她一边往返于兵团各个点，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一边坚持自学了高中课程。
回忆起当年，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当时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苦在一起也乐在一起。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经历中，我印象最深的体验就是身体的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政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磨练，等等，这确实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上山下乡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
1973年傅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从1978年起，傅莹先后在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和外交部翻译室、亚洲司工作，历任职员、随员。1985～1986年被派往英国肯特大学学习。
1986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三等秘书，后被提拔为英文处副处长。其间，傅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多次陪同代表团出访、参加联合国会议、参加双边或多边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
1998年11月，傅莹被江泽民主席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2000年4月，傅莹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此后四年，她经历了东帝汶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事件，并参与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推动六方会谈。
中、朝、美三方第一次在北京举行谈判时，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傅莹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李根、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她的外交才干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参加完第二轮六方会谈不久，2004年3月，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派驻女大使，且在其后的20余年，先后有37位女性担任过驻亚非欧美等国家的大使，但中国女大使最初大多集中在亚非一些中小国家或北欧诸国，傅莹出使澳大利亚，无疑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去年4月，傅莹从澳大利亚转到伦敦，接替卸任的查培新大使。
进入外交部后，傅莹就很少有机会回内蒙古，但不管走到哪里，她依旧忘不了内蒙古，忘不了奶茶的香甜。
傅莹说，她很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蒙古歌曲的CD是我送礼的专项，有的外国友人听了之后，还专门给我发来E-mail，讲述听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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