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童工事件应有更多反思
富可敌省的东莞长期存在着“童工市场”,来自四川凉山的大量童工在此地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在多个环节的共同盘剥下,童工们从事繁重的工作,却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还遭到强奸,想要逃跑者竟被威胁以死亡。
可以说,对此等丑闻,谴责资本者的无良,叹息贫弱者的无奈,问责于法治的无力,愤怒于监管者的无能,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止步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
要从根本上减少童工现象,尚需更多层面的反思。在笔者看来,该现象于近年来的多发,提出了一些较为重大而棘手的社会课题。
首先一个课题,是儿童的基本福利、发展权利究竟由谁来保障。对凉山的童工买卖现象,有专家归因于贫穷。这确实毋庸置疑,如果不是贫穷到无奈,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吃那样的苦头?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短期内是难以发展上去的,某些家庭的贫穷也是一时难以改变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应该“世袭”家庭的贫穷和无奈么?
如果这些贫穷家庭孩子的基本福利、发展权利等不能得到社会制度化的保障,则即便他们不会再沦为童工,然而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身体发育的基本营养,受到必需的教育,得到相对健康安全的成长条件呢?答案显然还是否定的。
其次一个课题,是如何尽快有效地解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收益落差。童工现象以及更多的血汗工厂现象,很充分地证明了当前某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已经不堪到了什么程度,工人的收入微薄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工厂也能招到工人,实是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句谏言的注释。在粮荒警钟不断敲响的当前,显然再也不能继续无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
还有一个问题,童工现象证明出一种“权利软骨病”的普遍存在,对建设法治社会而言,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据报道,在童工的流出地凉山,“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而在其流入地东莞,这更是日日昭彰于街头,形成了“超市”。然而这种明显有悖于现代文明观念的丑恶现象却竟能持续如此之久。这说明了什么?显然说明很多人对权利概念和文明准则都比较“冷感”,对种种权利不公特别能够容忍,这不是“软骨病”又是什么?
尤其是,这种“软骨病”的患者中还包括了诸多的公共机构甚至管理部门。可以说,有许多为保障公民权利而设的公共机构和管理部门,已经失去了“权利”意识,只剩下了“秩序”意识,只要能维持既定秩序,便根本不管规则有多么不公,人们的权利受到了什么戕害。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包括童工现象在内的种种社会弊端便难以真正革除,发展的和谐便难以保证。重庆时报 河北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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