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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官活跃于异国战火中 以身犯险解救人质

照片:2004年7月9日,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正式复馆。前排中间为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前排右一为蒋旭,后排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的外交护卫人员。蒋旭提供
  照片:2004年7月9日,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正式复馆。前排中间为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前排右一为蒋旭,后排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的外交护卫人员。蒋旭提供

  记四名中国驻战区青年外交官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蒋旭:为了人质的命运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25小时解救人质

  其实,蒋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质了。9个月前,身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成员的蒋旭就参与了在伊解救7名中国人质的行动。

  2003年6月,蒋旭在组长孙必干的带领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的中国使馆。次年2月,伊拉克局势已迅速恶化,中国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卫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就在他们史无前例地带着“保镖”复馆期间,发生了7名中国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时多,蒋旭和同事们正在看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忽见屏幕下的字幕显示: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同时,中国驻约旦和驻叙利亚使馆的同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3个使馆马上沟通。

  先核实消息的真实性。蒋旭他们即刻行动,首先向中国驻阿联酋使馆询问阿拉比亚电视台消息的来源,同时与驻约旦使馆联系,在约伊边防站核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记录。一查,果然有7个中国人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联系到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记者也证实,有目击者看见7名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费卢杰的一个秘密地点。双方信息均显示,确有7名中国人遭绑架。

  在向国内报告情况的同时,复馆小组迅速与伊拉克新任内政部长、外交部、临管会、过渡政府的成员和穆斯林长老会等各界人士联系,并广泛接触当地民间组织和朋友。对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都全力做工作,尽可能找各方施加影响,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以确保人质尽快获释。

  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蒋旭和复馆小组的同事们突然接到穆斯林长老会打来的电话,告知7名中国人质已获释,现已抵达长老会总部,请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蒋旭悬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复馆小组的成员都如释重负。

  “保护我国在外公民安全是每个外交官的天职。”蒋旭说。当天深夜11时多,复馆小组冒着可能遭袭击的危险,驱车来到巴格达郊区的伊斯兰长老会,迎接7名同胞。仅仅过了25个小时,7名中国人质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复馆工作也初现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正式复馆。对蒋旭而言,此刻弥足珍贵。

  “只有心怀坦然,才能临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处长的蒋旭说,“事实证明我去伊拉克的选择是对的,那段经历确实很值得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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