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何以可能———读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视理想不仅为一种目标，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理想是一种个人取向的存在，只有放在个体的语境下才能讨论。国家作为一种人类政治生活的集合方式，想必是无法谈及个人意义的理想的。在现实中，任何试图超越公民型塑国家理想的企图不过是痴人说梦。因此，当我翻开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失衡的承诺》一书时心里还是存有颇多怀疑的。

　　亨廷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亦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长期以来以“文明冲突”理论见闻于世。但在这本出版于1981年的政治学著作中，他并非从一个文明冲突的视角，而是立足于美国政治的理想与实践探究美国政治的活力之源。在作者看来，美国的“梦想不是实现了而是没有实现，并且从来就没有完全或令人满意地实现过。……这种承诺与实际之间的裂痕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内在失衡，它时潜时显、时隐时现。”这亦是书名“失衡的承诺”(thePromiseofDisharmony)的由来。

　　承诺指向的是美国式的政治理想，亦即作者所言之美国理念(见第二章《美国信念与国民认同》)，而现实则是美国的政治实践。理想和政治的冲突即美国政治生活的裂痕(见第三章《裂痕：美国信念与政治权威》)，对于裂痕的应对和对认知失调的处理(见第四章《应对裂痕》)促成了属于美国的信念激情期(见第五章《信念激情期的政治》)。作者在梳理了信念激情期的根源之后(见第六章《信念激情期的根源》)，确立了以下的结论：理想与现实的裂痕及应对形成了美国政治历史的演进动力(见第八章《美国理想与体制的活力》)。

　　理想之于一个国家何以可能？或者说，一个国家可以谈理想吗？这是阅读过程中我最期待得到解答的关键问题。美国在反抗英国统治赢取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美国信念的早期形态，“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宪政下的法治……在美国精神中得以汇集且彼此强化。”作者认为，美国信念的构成发端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不同源头，主要包括根植于中世纪的古老立宪思想，孕育于十七世纪新教伦理中的个人主义和道德意识以及洛克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及有限政府理论。不仅如此，美国信念的形成方式也不同于欧陆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些理念并未采取一种严密论证的形式，未形成有体系的意识形态”，相反毋宁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目标和价值。”以自由和平等为例，在欧洲这是一对天然对立的理念，但“在美国历史上自由与平等是联袂而行的，它们在发展中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对峙”。这种理念的融合、发育和蓬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经验理性的展现，是英伦古典经验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历史性实践，这种经验理性消解了诸种价值本源涵义间的张力，使之以非逻辑却又实用的方式相互融合，相互制约进而相互促进。书中所言涉之四个信念激情期中，美国民众的群体性反应既以理想为标尺，又是实用和功利主义的，这直接决定了改革在美国政治发展史中占据着远高于革命的地位，在政治实践出现摩擦和裂缝时人们往往选择了改革而非革命。在我看来，这种选择的动机正是根植于美国信念的原初形态。

　　探清了美国信念的根源和形态，不足以全然回答我的疑问。理想之于美国何以可能，还和美国的国家形态以及国民认同的特点密切相关。血缘、经验、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的重要质素，但在美国这个个案中并非如此。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性的不是机体性的。”可以说，欧洲的国家(民族)形态是有机体型的，即强调个体通过有机结合成就整体，后者的功能超越个体功能之和，其重心在于整体。因此在国民认同上，有机体型的国家形态必然重视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国家的纲领就是人民向往的图景。相比之下，美国的国家形态是联合型的，其以个体的价值为起点，国家只是基于政治生活的需要由个人联合形成，国家的理想图景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其是否为诸多个体广泛认同。

　　不要小看这种国家形态上的差别，在考量一个国家的理想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国家形态可以作为一个媒介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差别。在欧洲，每一个政治联合体(阶级或政党)都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纲领随着政治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动。而在美国，个体的价值是第一位的，个人所认同和拥戴的理念经由联合便形成一种共识，因此“美国思想中实质上缺乏"国家"(thestate)的概念”，对于政治哲学语境下的美国，我认为“政治社群”是更为适切的称谓。

　　美国信念以个人的意识和原则为起点，首先必须是共识，才能成为国家意义的理想，而新的个体只有融合进这种价值体系才能获得政治社群的认同，因为“不被美国信念所涵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只能处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意识的边缘。”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信念的根源和形态与美国国家形态和国民认同的特征是“理想”这一个人意涵的概念得以在美国实现“国有化”的关键。

　　一系列重要的价值不仅为个体所持守，而且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本身就在强化着个体的最基本意义。国家形态的联合型特征令国家和个体在价值认知上得以一致，进而使整个价值体系成为一种共识，构成国民认同的标准。

　　一旦理想之于国家成为可能，“美国认同是根据规范理由来界定……而美国的政治行为则是指美国人在政治上应当按美国的政治理想去干什么。”一种应然的政治生活方式必然依凭一种政治评价标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种种冲突其实也是基于这种标准才有发生的可能。

　　尽管美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信念激情，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裂痕也有着诸多不同的态度(亨廷顿列出四种应对的理想模型)，甚至难以避免失望的困境，然而“惟其有希望，方能有失望”，更进一步说，即使有失望，美国人还是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希望。

　　在希望与失望、自由理想与现实体制之间的张力中秉守理想，深化信念，美国人告诉我们：理想之于国家不但并非不可能，而且之于美国是如此的重要，其主导了百年美国政治史的风雨，并将继续照射在这个自由国度的政治实践之路上，渐行渐远，弥久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