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场”现象引人关注

　　本报记者 刘华

　　“海外种地”弥补国内需求：仍是未知数

　　全球性的粮食供应紧张，使得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场”现象引人关注。

　　4月底，新疆新天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签定规划总投资2.13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开发中哈农业科技园等项目。

　　2007年，陕西省农垦局获得喀麦隆5000公顷使用期为90年的土地，总投资6250万美元开展水稻种植、木薯加工、鸵鸟养殖等项目。湖北省农垦局则租用莫桑比克加扎省赛赛市郊的1000公顷土地，与中谷非洲有限公司联合推广水稻、棉花、大豆、蔬菜种植等。

　　本报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厅了解到，目前浙江农民在境外承包土地实施种养的面积约为100万亩。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立表示，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资源，将弥补国内资源与需求的矛盾。

　　“海外农场”兴起

　　在下定决心远赴苏丹种菜之前，湖北孝感农民张峰华从未出过国。

　　2000年2月，在武汉惠济路经营建材店的张峰华，听说有一些中方施工人员在非洲苏丹承包工程，但当地生鲜食品匮乏，每天吃得最多的蔬菜只有土豆和大葱。但当地并不缺水，尼罗河就从苏丹穿过。他敏锐地想到去苏丹种菜可能是条致富路。

　　2001年3月，张峰华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他花费300美元从苏丹农业森林部租到一块面积100亩的田地，使用期10年，苏丹土地肥沃，种菜一年可以收３季。到2007年，他又租下2000亩地，成为苏丹最大的外资农场。张峰华的榜样作用，带动了不少中国人远赴非洲种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

　　据南非浙江商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农民已在赞比亚建设有15家农场，共有土地约１万公顷。目前，非洲喀麦隆等国大米价格约为2美元/公斤，西红柿为6美元/公斤；在肯尼亚加工玉米粉的利润为0.8美元/公斤，而在中国仅为0.1美元/公斤。

　　而去年持续至今的全球性粮食供应紧张，让中国打造“海外农场”的行情更加看涨。新天集团正打算将自己的农业投资扩展至独联体国家。该集团纪委书记张洗尘认为，扶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租地种粮”甚至“买地种粮”，是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至少提醒政府，在储备战略中，农业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张洗尘认为，中国企业开发南美、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优厚的水土资源在降低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农业经济进入全球农业大循环，粮食产品返销国内将成为国内市场的有益补充。

　　无涉粮食安全？

　　浙江大学EMBA教育中心主任范晓屏认为，推进海外农业开发，不仅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防范和化解粮食市场危机，调节国内粮价过快上涨的有效手段；而且为我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和渠道。

　　范晓屏说，不论资本输出国还是输入国，对农业投资通常持欢迎态度，农业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限制一般较少。我国人多地少，又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农业生产潜力有限。而相对国外的转基因技术，我国的种子生产技术如杂交水稻等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农业技术；中国的中小规模农垦开发模式也更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与其“海外种地”不如国内粮食作物高产增效可靠。

　　浙江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认为，海外种粮属于企业行为，而粮食产品也有市场销售半径，并不必然返销中国。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内粮储、平抑粮价，这是一个未知数。

　　浙江省农业厅外经办副主任熊建章也提醒说，到海外经营农业前景看好，但也须谨慎投资、理性发展，除了成功案例也要看到失败案例。

　　而加入WTO后，中国部分农产品供给的结构与形式已逐渐发生变化。以大豆为例，跨国粮商已控制中国4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90％的大豆进口量。外资对大豆掌控，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内的大豆种植，造成下游的有关行业的成本上涨。

　　谷迎春表示，提高粮食产量，远离粮食供应紧张，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耕地保有量，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提高单位产量和粮食质量；同时，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