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华派”今何在(图)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日下午在下榻的东京新大谷酒店向已故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曾孙女赠送福娃。

　　早报记者王国培发自东京

　　早报记者马毅达

　　从东京都营地铁神保町站徒步1分钟，便可到达日本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聚集地———学士会馆。

　　建于1928年的学士会馆，建筑内外装饰保留着浓厚的海派风貌。在入口处的石碑上，记载着这栋老建筑的不凡历史：1868年“开成学校”（即日后的东京大学）所在地。

　　一位耄耋老者早已端坐在一楼会客室沙发上等待记者的到来。他就是日本传媒界最著名的“中国通”、《朝日新闻》前驻北京支局长秋冈家荣，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密私交更令他成为“文革”期间唯一留京的西方记者。

　　为了和记者见面，家住郊区的秋冈夫妇特地乘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千代田区。“促进日中交流的念头可以支撑秋冈先生做任何事。”秋冈的中国友人、早稻田大学研究员刘迪对记者说。

　　秋冈家荣所创建的日中友好99人委员会，成立伊始就聚集起一批致力于两国友好交流的“知华派”人士。“当时给协会取名"99"，不仅因为创立时的人数是99人，也因为"99"在中文里有"长长久久"的寓意。”坐在一旁的秋冈太太笑眯眯地说。

　　结束采访时，天色已晚。这位曾亲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中友好交流的老人与记者告别，携起夫人，缓缓转身走入夜幕中的东京街头。

　　“1988年，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孙平化说，"等我们这一代死后，中日友好交流怎么办？"”刘迪说，“他当时就开始担忧，日本的"知华派"会越来越少。”

　　言犹在耳。一抬眼，看到的是暮色中渐行渐远的秋冈夫妇略微佝偻的背影。

　　“驻华大使”曾是殊荣

　　日本政坛所谓“知华派”，源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算是最有影响力的“知华派”人士。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尊重，混杂着日本侵华带来的赎罪意识，使田中角荣和后来的大平正芳首相等日本政界高层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顶着一些国会议员“国贼”的骂声，田中角荣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此后大约20年里，“以对美关系为主，同时也大力发展对华关系”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从田中角荣以来的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

　　日本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门中涌现出了一批负责“知华派”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其进修汉语的地点也逐渐由台北转到北京，而后在日本驻华使馆或本省负责对华事务。

　　在当时的日本外交官中，“驻华大使”一职是众望所归的一个位置。要获此“殊荣”，除要具备一流精英和对华事务专家的条件以外，还需具备曾任外务省中国课长、亚洲局局长以及驻华使馆各级职位等经历。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都是“知华派”外交官中的佼佼者。

　　80年代的辉煌

　　事实上，在日本自民党与社会党“保革对立”的所谓“1955年体制”（1955年10月社会党两派实现统一，同年11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这两个事件导致形成自民党与社会党“保革对立”的局面，因而有“1955年体制”之称）时代，日本政界存在着强大的“知华派”。不仅在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中有着一大批了解中国、对华友好的政治家，而且在自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中也涌现出不少“知华派”。

　　日本研究专家冯昭奎曾把自民党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划分为5大派系。这5大派系的“系谱”分别是：（1）岸信介—福田赳夫—安倍晋太郎—森喜朗—小泉纯一郎；（2）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加藤弘一；（3）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4）河野一郎—中曾根康弘—渡边美智雄；（5）三木武夫—河本敏夫—海部俊树。其中，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这条线一直表现出重视对华外交的积极姿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1984年邀请了日本3000名青少年访华。

　　“我们3000人代表团首先分团分别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城市和名胜古迹，最后在北京会合。在天安门广场上，日方3000人和中方10万余人参加的两国青少年最大的交流活动成功举行。除战争等特别状况以外，不同国家的数十万青少年齐集一地进行友好交流活动根本无法想象。当时我为这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所感动。”当年活动的参与者、著名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学生长谷川隆淑向记者回忆说，“中国和日本作为地理政治学上的邻国，并且在儒教文明，汉字文化上的交流源远流长。两国疏远的关系是不自然的。”

　　这位“当年还是个给团长拎包跑腿的小伙计”，现在已是日中青年研修协会理事长。

　　敲打“知华派”

　　然而时至1993年，自民党分裂，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败，持续了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遂告崩溃。其后，社会党节节败退而沦为小党（已改称“社民党”），导致在野的“知华派”政治家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自民党内部重视对华外交的两条线：“池田勇人—大平正芳”线和“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线都因为各种原因日渐失势，“知华派”力量大为削弱。

　　“大约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知华派"被边缘化了。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经济萧条，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也浮出水面。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日本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华情绪。这都妨碍了日本正确的看待中国，整个日本的潮流就是这样的。”华东师范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陈洁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解中国的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政治家登场，这些人基本都是三四十岁，在日本经济较好的时期，前去欧美国家留学，受到的都是西方的影响。”

　　及至1990年代后期，日本政界的亲美、反华、亲台、排外等倾向合流而成对华强硬氛围，对原先的对华政策形成冲击。在这一氛围下，一些外交姿态温和或主张重视对华关系的政治家，如野中广务、加藤纮一、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等人，相继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他极力推崇提升“日美同盟”，任内六拜靖国神社。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政界曾盛行一个词汇：ChinaSchoolBashing(敲打“知华派”)。有位日本学者曾评论道：现在在日本，只要一提到谁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马上就要受到排挤。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现实。

　　“面对严峻的大环境，"知华派"还是敢于说真话，发出不同的声音。在日本的政界和舆论界显示出中国的积极一面。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发言通常不被重视，不被报道。”陈洁华说。

　　现状和未来

　　刘迪告诉记者，目前日本的国会议员里只有六七人能说中文。被公认是日本驻华大使培养地的外务省中国课的课长秋叶刚男就是一位不懂中文的对华事务外交官。

　　“最近十年来，日本"知华派"渐渐被排挤到政坛主流之外，声音也日渐微弱，如自民党的加藤弘一，民主党的海江田万里等人。如今的日本政坛人士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要求加强日中关系，但遇到重大问题便没有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和老一辈"知华派"相比，如今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国站在共同战线上的人不复存在，维系中日感情的纽带发生了变化，完全的亲西方思潮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感情冷淡。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地位的崛起也使日本感到威胁，日本主流社会的焦虑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日关系。”刘迪说。

　　但中日两国的专家们近年也达成了一项共识：中国作为日本重要的市场和贸易伙伴，无论舆论朝向如何，日本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

　　正如日本前驻华大使、同时也是福田首相私人密友的谷野作太郎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的，“在日本外务省，无论是"知华派"还是"知美派"，实际上都是"日本派"，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工作的。”

　　“"知华派"能在实质上理解中国的现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对策。某些政策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当然也有不利于的。”陈洁华说，“日本现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就是一个典型的"知华派"。”

　　而福田首相即使算不上“知华派”，至少也是一位“温和的鸽派”，在靖国神社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他的父亲———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还签署实施了《中日友好条约》。“福田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背景以及相关的知识修养，但他无疑会推动改善中日关系，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陈洁华说。

　　中日关系从“冰封”到“冰融”，如今迎来了“暖春”。“知华派”的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