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通货膨胀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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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通货膨胀的治理

　　日本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局面,与其在宏观上加强货币管理,制定一系列旨在稳定物价、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诱导消费倾向、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是分不开的。

　　1.注意增加供给

　　造成通货膨胀有多种因素,从宏观经济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使太多的货币去追求太少的商品而引起的物价的持续上涨,即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解决的关键是抑制总需求增加总供给。为此,日本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注重把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抑制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有机结合起来。第一,大力发展重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产业政策,1956—1960年5年间进行2次产业合理化计划,每次都力争把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先进的工业纳入到自己的规划中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方向发展。如造船业,1956年,日本造船业的订单量、建造量均居世界第一,自1954年起,所造船舶一半以上出口,20世纪60年代日本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所占份额达到世界船舶建造量的40%~50%。汽车工业,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初期,日本汽车工业也曾危机四伏,遭到过“取消轿车工业论”的夹击。第二,降低贷款利率,大力扶持基础产业。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银行平均贷款利率1955年为8.98%,到1970年降到7.66%,对重点产业利率更低,如对电力、海运等部门利率仅为6.5%,非常有利于基础产业的发展,消除了瓶颈产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

　　2.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二战后,日本和美国、英国等国企业相比,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企业自有资本率非常低。据统计:1955年,企业自有资本的比率日本为38%,美国为66.7%,英国为58.5%,1960年分别为28.9%、65.5%、60.1%,1970年则进一步下降为23.8%、60.8%、57.2%。日本企业巨大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解决,如在1956—1960年间,日本企业从外部筹集资金,银行贷款占72.3%,1961—1965年为75%,1966—1970年为85.5%,1970—1975更高达89.5%[5]。这种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利于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企业行为的监管,保证将款贷给那些发展前景好、效率高的产业和企业,既满足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又未导致通货膨胀。如日本1972年货币的增长率为30%,到1975年压缩为10%,从1973年底,连续5次提高利率,从4.25%提高到9%,与此同时,还将银行准备金率从1.5%提高到4.25%,这些措施,使日本的第二次通货膨胀很快降下来,效果明显。

　　3.保持较小的财政规模

　　财政包括政府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其中政府收入又分为税收和公债,财政政策对消费和政府支出有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实行减税政策,国民的租税负担,特别是企业的租税负担比较轻,即使是在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期间也是如此。1955—1970年,国税负担率从18.1%仅增加到18.9%,同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2倍,财政支出仅增加了5.3倍,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从24.5%降到18.8%,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由于财政规模较小,所以政府在财政投资方面非常慎重,1983年大藏省决定把国家的公共事业费的8%延续到下一年度,对地方政策,也提出了同样的延续公共事业财政投资的要求,这样就压缩了1万亿日元的基建开支。较小的财政规模一方面避免了造成通货膨胀的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减少了社会资金用于无偿支出的部分,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益。同时租税负担较轻,可以加快企业资金积累,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物品,加大供给,对治理通货膨胀有利。

　　4.行政上实行价格统治政策

　　通货膨胀发生时,行政性介入是日本政府控制物价的重要手段,这一措施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措施法制化。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日本往往制定法律公布于众,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有法可依,利用法律稳定物价,治理通货膨胀,如通过《物价统治令》、《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对特定物资制定特定标准价格,有违反此法者进行有效处罚。第二,强制性。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强制执行,提高了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成效,可谓快捷、迅速,一旦物价平稳后,迅速取消强制,恢复平时做法。第三,有效性。日本政府制定控制物价措施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贯彻执行,而且法律的实施都有连续性,情况变化后,加以修改后继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