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110岁的生日，而今年也是清华大学诞辰100周年。与此同时，有关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的故事，至今仍被两校学子津津乐道，其办学理念也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精神遗产，被当下的教育研究专家反复提及。
这种描述，在中国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龚鹏程的《龚鹏程四十自述》中，我看到过；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在有关民国期间的大学回忆中也看到过。无疑，这种生命体验对于个人身心成长和人格塑造至关重要，更让未曾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心驰神往。
邹承鲁院士在说到西南联大条件艰苦但人才辈出的原因时，就说了两个字：自由。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求学的七年，正是战争年代，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他也曾挨饿。但是，他近年回忆自己这一生时，却认为那七年是最幸福的。他还用毕生的经验总结出，“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而龚鹏程能够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实为人生一大幸事。一所大学如果能够给予学生这种幸福感，无疑是成功的。
龚先生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为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等职，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著书70多种。目前，大陆已经出版其著作14种。
在我看来，龚鹏程先生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固然有他勤奋向学、孜孜不倦的因素，而淡江大学自由开放的风气，对其创造力的激发以及性格的形成，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龚鹏程在书中称，校长张建邦作风民主，将各社团负责人及校园中的“才子”、“才女”请到台北吃西餐，和学校主管们一起听学生们大放厥词。一学生称学校不应该审查学生刊物，一老师解释说这是因为怕出政治问题，学生不服，老师一怒之下说那你就去办刊好了，我们不管，有事你自己负责。张建邦闻言即说，不能这样，学校应该保护学生的。老师听到，也哈哈大笑。
龚鹏程的老师申庆壁知道他个性太强，帮助龚时从不让他觉得自己在受惠，总是说龚在帮自己。龚的好友王樾，曾经冲进办公室，当面骂两位老师为猪，可是他硕士毕业后，其中一位老师立即把他请到自己的单位来。张建邦竞选时，请王樾来帮忙，王不愿苟同工作人员的做法，留下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拂袖而去，张建邦不以为忤，仍视其为得意弟子。正是在这样自由的情况下，龚鹏程如鱼得水，十分快意地读书写作。
这时打下的基础，以及学术创造力的萌发，使他从23岁起就开始出版学术专著，其后著述不断。遗憾的是，“四十自述”的时间段，使之仅仅写到龚鹏程接受邀请创办佛光大学，至于他在创办大学过程中是怎样贯彻大学精神、秉持怎样的办学理念等并未提及。
而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却是目前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时至今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北大、清华等仍在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奋斗。如果真要实现这一目标，彻底摒弃1952年院系调整所模仿的苏联体制和其后形成的僵化制度，给大学自主权，让大学生们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大学里，学生才能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并为之终身追求。龚鹏程笔下的淡江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继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先驱的大学理念。这种久违的精神气质，以及宽容、亲近的师生关系，也是目前大陆的高等院校所普遍缺乏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大声高呼，不能把大学办成国企，而现在的事实却是，行政化的层层管辖已经严重扼杀了大学的创造力和活力，有些大学恰如牢笼一样规范着一批批学子的行为并束缚其思想。而教育只有回归其本身，人才能按照其自身意愿发展，从而茁壮成长。由是观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不仅大学如此，中小学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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