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解读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组图)

　　新华网北京5月13日电（记者王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暖春之旅”。在他访问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这是中日在新世纪签署的第一份政治文件。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文件？它将如何影响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研究员。

　　高教授总是带着一幅黑色宽边的大眼镜，有点象漫画里的人物。多次看到他在电视台做有关中日问题的节目，虽然话不是很多，但我感觉他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却很到位，角度的切入点也独特。

　　3月份的时候，我曾想就日韩问题采访高教授，但他却很认真地告诉我，他研究的领域主要就是日本政治以及中日关系，谈相关问题还是很有底气的，其他的则不敢轻易碰触。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高教授很认真，学术作风严谨。

　　在采访中，高教授认为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是“战略互惠”，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界定的话就是“继往开来”，而且他认为这份文件是名副其实的21世纪初期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同时高教授始终强调这份文件不止是两国政府的文件，而是两个国家的文件，因此，关键不仅在政府，而是两个国家的各个与中日关系相关的领域都应该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做出努力。以下为高洪访谈内容

　　5月13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作客新华网，就胡锦涛访日成果等内容与网民在线交流。

　　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是胡主席访日的重要成果

　　主持人：您认为胡主席此次访问日本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高洪：胡锦涛主席刚刚结束的对日本的访问是一次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成功的访问。在过去将近两年当中，中日之间从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到中日正式缔结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两来两往”，可以说这次访问是创造了一个最高、最新的点，或者说成果。在所谓的这“两来两往”之中，中日之间一共达成了三个政府公报，叫共识，这个共识是第二层面的，也就是两国政府就哪些问题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在共识之上就是总的原则、最基本的规范，这就是两国的所谓政治文件。

　　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两国之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第二个政治文件；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中日双方发表了新的第三个政治文件；这次《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是我们所讲的第四个文件，相对于胡主席这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将近50场重要活动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亮点，也是最关键、最有指导意义的成果。

　　主持人：如果让您用一个关键词来界定一下这份中日第四个共同文件会是什么呢？

　　高洪：第四个共同文件的核心当然是“战略互惠”，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描述，第四个政治文件或者它的性质和作用的话就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角度变了。我个人希望用“继往开来”这个词来形容。第四个文件的核心词必须提“战略互惠”，这是两国国家关系的定位。要评价这个文件就是“继往开来”。

　　主持人：那“继往”是什么概念呢？“开来”又是指什么呢？

　　高洪：问得很好。“继往”是对前三个文件的继承，体现了我们对外交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开来”就是说这个文件不仅是对过去的继承，还有创新、发展。胡锦涛主席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首次访问日本，这十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说这十年跨越了两个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这都给中日两国提出了新的议题。中日两国关系也出现了大起大落，直到后来的“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使得中日关系才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对于中日关系这十年间的变化，两国关系当然要有一个新的界定，这就是第四个文件出台的意义。

　　5月13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作客新华网，就胡锦涛访日成果等内容与网民在线交流。

　　第四份政治文件的新意——“全”和“新”

　　主持人：和前三个文件相比，您认为这份文件的新意或是亮点在哪里？

　　高洪：我觉得，首先，它提出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回想前三个政治文件就不难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前三个政治文件第一个是国家关系从无到有，落点是在恢复国家关系上；第二个政治文件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我们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而且中日两国从没邦交到有邦交，定位为友好国家，所以那时候更多的重心是放在经济项目上，放在友好合作上，改革开放初期学习日本、争取日本的资金援助是很大的事情，所以和友好条约相伴随的是日本启动ODA（政府开发援助）；第三个政治文件是提到面临新千年、新世纪大国关系调整的时候拿出的文件，这次是已经进入新世纪，两国关系已经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和积累，也面临很多的问题，随着接触交往增加，也冒出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就应该一揽子地处理它、解决它。

　　在第四个文件指导下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新闻公报，叫做《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这个公报就体现出我们现在谈的第四个文件的全面的特征，它不是就某一个层面、某一个重心来谈，而是全方位地发展两国关系。你要知道，新闻公报里面关于两国全面开展交流合作，“全”到什么程度？双方罗列的要继续推进、努力发展的交流合作领域一共有70项啊！而且每一项里面都包含很多的内容，有的是对过去关系、过去积累的深化、加强，有的是前所未有的，或者以前尽管有，但是现在更应该重视，而且现在情况有变化、还有新的调整、补充的领域，比如节能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就体现出了一个“新”，总体上又体现出了一个“全”。

　　共同文件为中日关系“规划未来”

　　主持人：您认为这份文件对未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的意义何在？

　　高洪：两国之间的文件、公报实际上是分两个层级的，一个是原则性的、总的纲领，是指导性的，叫法不同，因为这四个文件有的叫做联合声明，有的叫联合宣言，有的叫和平友好条约，这次又叫联合声明。不管叫什么，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规范，如果说中日关系如何定位，两国关系如何就要按照不同时期、不同文件规范的关系，过去叫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现在是在恪守这个国家关系定位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两国要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总的原则定了，下面是什么情况呢？下面通常就是用新闻公报的方式发表的各种各样的共识，不同时期也不一样。远的不说，在两国关系调整以后，简单地说就是2006年10月安倍晋三上台不久把首访国家定为中国，来到中国实际上是为他前任的错误做法做一次调整和修整，他们叫做“破冰之旅”，我们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这本身是小泉政府造成的政治倒退和“严寒”应该打破，“破冰”、“融冰”，这也有新闻公报配着走的。

　　半年后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完成了它的“融冰之旅”，这是比“破冰之旅”更重要的访问，因为“坚冰”打破很容易，但是打破以后各种矛盾、问题仍然存在，双方这就要进行努力。温总理的“融冰之旅”后也发表了一个新闻公报，丰富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有一个总的精神。当时温总理访问的成果就提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两国要在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做贡献的过程中互相获利，并在互相获利的努力当中扩大一致性，为世界和亚洲做更大的贡献。从那时候又走到今天我们现在谈论的刚刚签署的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也就是在那个基础上不光作为总的政治原则，意义更重要了，规范性、约束性更强了，同时它比前两个所谓新闻公报的共识更全面、更细化，真正为了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高做出了一个总体的规划。因为胡主席这次在访问之前接受日本16家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述。日本媒体问，“请问胡主席，您这次访问日本主要目的是什么？”胡主席说，“增加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从第四个政治文件到70项之多的新闻公报，都反映出这几个层面，特别是最后“规划未来”完成得非常成功，而且从声明到新闻公报，对两国关系做了总的描绘，也做了具体的部署，对未来也做了总的规划。

　　中日应共同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这份文件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新的起点，在这份文件中又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呢？

　　高洪：大家通常把这次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叫做新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是对的。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官方的交往历史也是从1972年开始，已经不短了，但是未来必定更长。两国关系不断地向前走，总是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这次的这个第四份文件就是名副其实的21世纪初期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它的作用实际上不光是对过去的肯定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一个指路灯或者是指向性的作用和意义。

　　高洪：它指明了两国关系，过去学术界常说中日两国邻国不像邻居。邻居关系不好可以搬走，邻国是搬不走的，两国毗邻搬也搬不开，摩擦、斗争绝不是一个好的交往方式。从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交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双方谁都不能在摩擦、斗争中获利，那怎么办？作为大国，要共同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就只能友好相处，两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寻求双赢，这是两国民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是两国长远发展大局决定的，只能这样做。

　　当然也存在很多矛盾、很多战略利益相互敌处的问题，因为必定是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战略诉求，但是即便如此，也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第二个新闻公报里讲的，在为世界和亚洲发展做贡献的过程中相互获利，这一定要理解准确。实际上就是双方允许对方在和你交往中获利，不能说绝不能让你多吃一口，要共同把蛋糕做大，共同创造发展空间，这不仅是两国关系要求的，两个大国很好的发展关系对地区、周边国家和世界都是福音。

　　5月13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作客新华网，就胡锦涛访日成果等内容与网民在线交流。

　　历史问题并没有丢弃不管

　　主持人：共同文件再次强调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对此您如何看？

　　高洪：第四个文件中还有很多非常新的提法，因为第四个文件一共六项，第六项当中又有五个更具体的设想。这六项当中有的谈到两国政治互信的问题，有的是对前三个政治文件的肯定。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关系定位当中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到第四步以后，我们今天的政治文件要解决现在面对的问题，但同时它又要肯定、又要继承过去的政治文件的原则，这就是第二点要继承过去三个政治文件。

　　第三就是强调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国外，包括日本媒体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解释。说中国政府不再提历史了，这是不对的。讲得清清楚楚，恪守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前三个政治文件已经把历史问题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再解决新的问题，21世纪面向未来的政治文件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逐字逐句地重复前三个文件关于历史问题的描述，这讲得很清楚了，原则上是恪守、继承前三个文件，既然今天是面向未来我们一句话就可以说清历史问题“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因为历史问题必须正视，过去不幸的历史我们没有能力再改变它，已经发生了，但是一定要防止不幸的历史重演，防止再发生，所以“正视历史”只有四个字，但是历史问题并没有丢弃不管，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双方对历史应该做哪些工作和如何看待的问题。我们知道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学术界有一个共同历史的研究委员会也在抓紧工作，今年夏天可能要拿出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来。另外我们也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我们中国人重视历史主要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主要是为了让今后的历史，也包括今后两国关系的历史是一个灿烂、友好、可圈可点的历史。当然，这里也包括我们的爱国主义还要坚持，但是我们可以“淡出历史悲情”，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是落点，而不是说中方完全不谈历史了，这是不准确的。

　　主持人：文件中还提到建立首脑定期互访机制，这会对中日双边方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高洪：首脑定期互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政治领导人高层互访而且把它制度化，能够有效保证国家关系的安全、平稳发展，不让一些小的摩擦突然变成严重的危机，这样不是很好吗？

　　前些天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讲到这个首脑互访的作用，我当时想到清朝前期有一个大文豪叫魏禧写了一本书叫《日录里言》，那里面谈到人和人应该如何处理，其实放大到国家、放大到民族也是差不多的。他讲“识人不可不真”，第二条的交友原则叫“疑心不可不去”，第三条叫“小嫌不可不略”，首脑互访就是如此，中日领导人定期互访，小的摩擦不重要的可以超越它，相互了解，把对方看清楚，把现在存在的问题认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识人不可不真”；相互之间由于战略定位不一致，战略过程中产生的相互猜忌、怀疑这些不必要的部分一定要去掉，要坦诚相见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共同文件需要双方非常彻底、完整地去遵守

　　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随着中日关系的提升，两国交往增加，如果中日之间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或是摩擦，那您认为应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高洪：现在有了战略互惠关系是不是今后的中日两国就高枕无忧以后一帆风顺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不管是看世界形势变化，还是中日关系走到今天的历史，当中总是有一些反复和波折的，就目前情况来说比如日本政治局势不够稳定，日本保守党内部也有一些和福田首相努力推进与中国关系友好交往不尽一致的声音，这我们要注意。而且我们也提出一个要求或者说是期待，既然两国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这个东西是需要双方非常彻底、完整地去遵守它。所以希望日本不要因为政治动荡、政局变化影响到对第四个政治文件的遵守和承诺。随着中日交往规模的扩大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出现问题要冷静，要往大处看，不要让小的摩擦防止双方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于大国关系来说有一些矛盾、摩擦甚至突发事件里说并不奇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立足大局，不要人为地搀杂一些感情把它搞得很复杂，所以首先要立足大局，从两国关系发展的高度看待一些小问题，这样才能不慌不乱。第二，要看清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是经济交往中的经济摩擦？经济类的问题就按照经济的原则、规律，按照国际的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把它政治化，按照解决经济矛盾摩擦的国际通行章法公平合理地处理它。有些不是经济上的，文化的，比如赛球，比如有一天足球上的对抗很强，两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赢，比如我自己家乡是辽宁，辽宁队和北京队赛球的时候我自然就希望辽宁队赢，主观愿望是有的，但是这仅仅限于体育比赛，你不要把它上升到两国关系、政治上来，体育、文化都是文化的范畴不要凡事都政治化，该在哪个领域解决就在哪个领域解决。总的高度是站在政治角度，要营造两国和平友好的关系，我们要营造利于我们持续发展的环境，要和平外交，对日关系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它，我们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地缘政治关系离不了它也少不了它。

　　另外我觉得媒也应该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因为尽管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接触、交往，但是他们毕竟是走走、看看，媒体有媒体的优势，对于更广大的公众来说，对于我们13亿人来说，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媒体了解日本的，所以这时候媒体完整、准确地报道对方就非常重要了。尤其是对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来说，我们更希望它能像我们中国媒体学习，实事求是。当然，作为新闻媒体都有一个新闻性，他报道的是热点，报道的热点就容易让人把这个信号放大了，放大了以后就容易盖住其他没被报道的部分。所以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应该兼顾到给大家造成的总体印象。

　　两国最终和解一定是民众层面上的

　　主持人：新的文件有了，两国关系也“暖融融了”，那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今后是否就一帆风顺了呢？

　　高洪：总的来说，方向和趋势是光明的，刚才我提到说可能还有一些会影响关系发展的一些波折产生，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大国之间即使是关系非常好的，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和问题。

　　作为总的约束，我想是不是应该这样，就是说政治上增加互信，保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在历史问题上应该以史为鉴，但同时要淡出悲情，要给子孙留下一个美好的历史，不能说50年后21世纪初期两国还吵架呢，应该是两国在寻求共同发展。那么经济上怎么办呢？广义的经济包括很多领域，前面强调的能源、环保等问题也放在里面。它应该是一个加大力度、填充新活力、走向新高的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因为经济上有些东西不是政府强扭的，还有一些经济规律在里面，另外要根据经济的发展适度地进行调整，主要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所以除了大力推动之外同时也要顺势而为。

　　另外在文化交流上，我觉得坦诚相见近期是最重要的，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对于两个大国家、两个大民族之间最终的和解一定需要民众层面上的和解，我们的外交也是以民为本的，日本也是一样的，政治家也离不开老百姓的要求，如果只有一个轮子，官的轮子走得很快，民的轮子走得很慢那就会走偏，所以草根的交流，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两国民众真正能对对方有所宽容，有所理解、有所包容，这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文化交流是今后应该大力加强和推进的一个重要领域。

　　现在双方政府主导推动了一些文化交流，这次胡主席访问日本签署了很多附属文件，其中有一个就是双方互设文化交流中心，这个文化交流中心是象征意义的，还有签署了一些新的青少年交流的项目、人际交流的项目。分批、分期地进行互访，听起来四千来人不是很多，因为相对于两国民众之间，人次是百万计的，政府花力量制定计划拨专款搞几千人的交流相对几百万人是不是太少呢？也不能这样讲，老百姓自己花钱旅游是自己的看法，政府推这个是作为一个放射点的效果很好，因为每一个政府派去的无论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还是怎么样，作为政府推动的项目回来后的宣传效果要比一般老百姓去回来的宣传效果大得多，普通民众去日本看看回来后给亲戚朋友讲讲日本如何如何是自己的理解，但是政府推动计划肯定比你看得更多更全面，肯定会有一些双方官方、民间的二轨交流，深度很好，这对于两国民众真实、完整地认识对方非常有好处。

　　主持人：中日青少年的交流为什么在两国关系上这么重要呢？

　　高洪：青少年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在国家关系上也是如此，青少年友好则国家关系友好，青少年要从小就很敌视，将来他们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两国关系状况可想而知。所以继去年两国政府，两国外交系统把去年定位“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今年就把焦点放在一个更重要的点上，所以现在叫做“青少年交流年”，完全寄希望于未来。（主持:王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