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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徐一龙采访不愿离去的年轻女子。本报记者 骆永红 摄 |
在地震灾区，满目疮痍，到处是同胞的血、亲人的泪。惨烈，是这里的表象。
然而，当你深入其中，却发现，感动无处不在。
不愿离开的妻子
5月16日 晴 映秀镇
人群散开，我才注意到抱膝而坐的年轻女子。
在这之前，我和女子之间的空地上，医疗人员正在紧急抢救一个刚刚被挖出的男子。
那是我们在映秀镇见到的第一个被挖出的人，救援人员用了7个多小时，将他从废墟中刨出，但急救了10多分钟后，男子只能被装进尸袋。
这一切，让我们紧张万分。抱膝而坐的女人脸上一片茫然。
死的人叫王培新，住在她楼下。
她甚至能简单回答王培新的情况。
突然，她指着挖出王培新的废墟说：“我老公就埋在这里。”
她叫马红丽，才23岁，地震发生后，她的老公没有逃出。救援人员开进映秀镇，虽然知道她老公被埋的方位，却因为缺乏大型工具，根本无法将她丈夫刨出。
“我每天都在这里，求人救他。”马红丽自言自语。她已经在这里坐了4天。
她的妈妈一瘸一拐地走近我们，小声对我们说：“你帮我劝劝她，走吧。”
说实在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子。
两名志愿者走了过来，他们是给映秀镇送药品的。马红丽的腰部被撞伤，志愿者给她擦了云南白药，借机劝说她离开。
“这里的味道已经很不好了，你必须走。”
“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见不到，又能怎样呢？”一个志愿者低沉着声音回答，他自己的眼里也满是泪水。
女人的眼中满是绝望的不舍。是的，这个年轻的妻子失去的是疼爱她的丈夫和一段还熠熠闪光的爱情。
在妈妈的半拖半拽下，她离开了这里。她哭着说：“妈，我不想走。”
但走，已经无可选择。
夹杂在人群中，那个抱膝坐在丈夫身边4天的年轻的妻子，有多少人会知道她简单而伤痛的故事？
她的丈夫叫林长茂，33岁，家在福建漳州。
这是我们在映秀镇采访遇到的一个失去亲人的女子，似乎很平淡，但她抱膝坐在废墟旁的身影，让我无法忘记。
本报记者 徐一龙
他们已开始准备新的开始
5月18日 晴 什邡市洛水镇
在灾区采访，面对的常常是悲伤，瞬间被毁了的村庄，没了父母的孤儿，绝望中坚持的等待，哪怕只是为了一具没了呼吸的遗体。其实，我并不想一遍遍讲述这些悲痛，因为表达那么无力。太多的场景，太多的故事，可以让你泪流满面，我常常掐着自己的手腕，告诉自己不能哭。
因为，在这种种的悲伤中，我还看到坚持，看到勇敢，看到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一位老师，他的女儿被瞬间倾塌的校舍埋在废墟中，掩埋了女儿的尸体后，他继续留在学校。每救出来一个孩子，他都会记录下来。活着的，他记下姓名，父母姓名，送到医院；死了的，他记下姓名，埋葬的地点，因为很多孩子的家长，在外面打工，他想在父母来寻孩子时，给他们一个交代。
昨天，去一家化工厂采访危险品处理，看到救援的士兵们，正在打扫一条刚刚清理出的路面，扫得那么干净。路边，4个灾难中逃生的老人，正在树荫下整理从废墟中寻出的财物。阳光透过树荫，照在他们的脸上，虽然伤痛尚未远离，但他们已经在准备新的生活。我一下子，觉得很温暖。
本报记者 刘薇
搭了10多辆车，都不收钱
5月18日 多云 绵阳
接到采访任务，我跑出酒店，站在路边等车。
绵阳路上车很多，但大多都已经满员。等了将近5分钟，无奈只能拦下一辆人力三轮。
“去绵阳指挥部多少钱？”我问道。
“你们是外地的吧？”人力三轮师傅一边摆手一边说，“我不会收钱的，你们上来吧。”
一上车，师傅便说：“听你们口音，看你们背的包，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我说是来采访的。师傅听了点点头，本来坐着骑车，干脆改成站起来骑。骑出3公里后，师傅回过头来，对我说，这样太慢了，我给你们拦辆汽车。
说着，师傅跳下车，跑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他是记者，来帮忙的。”经过20分钟的行驶后，终于到达了指挥部所在地。我这才发现，出租车的里程表根本没打。随即，我提出给师傅50元钱，但师傅回绝了，说。“我们尽些微薄之力来帮助你们。”当听到我说，明天要赶赴北川时，师傅说，“沿路注意安全。”
这一天，我奔波在绵阳的大街小巷，换乘了10多辆汽车。这其中有出租，也有私家车，但没有一个人接过我手中的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也只能做这些。”
本报记者 肖岳
让所有的悲伤得到哀悼
5月16日 晴 汶川映秀镇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我问。
“现在还问这个有啥子用嘛。”她说。
她是一位28岁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掩埋在汶川县映秀小学的废墟里。
我们对话时，身旁排列着十几具学生遗体。另一个地方还有十几具。尽管好消息越来越少，她仍在等待见到儿子的那一刻。
“我们大人知道那是地震。他那么小，哪知道什么是地震。”她说。
2008年6月29日，是她儿子的7岁生日，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有那一天。
跟我讲这些时，她十分平静，这让我起初有些惊讶。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尸体停放在我面前时，我慢慢理解了她的平静。
像她一样的母亲，在映秀小学还有几十个，她们中多数人也如此地平静。直到最终见到儿女的那一刻，她们或者悲伤痛哭，或者破涕为笑。
这些普通人的悲伤，尤其在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面前，对外人来说可能只是悲痛，但对她们来说，却是欲绝的。
我想，在巨大的灾难中，媒体或许要更多地记录这些普通人的悲伤，让其中的一些成为他们的代表，了解他们的痛苦和哀愁。
让所有的悲伤得到哀悼，让所有的欢乐得到祝福。
本报记者 王一波
天堂向左，北川向右
5月17日 阴 绵竹
如果不是这场浩劫，这里该是多么美丽的小城。
群山环绕，满眼绿色，湔江幽幽地缓缓地穿城而过，将城区一分为二。依着山势修成的斜坡，即使慢慢踱步，也只消一个小时便能走完小城的每一个角落，身边穿行而过的身影从不慌乱而急促……
只可惜，这样的北川，只能永远存在于当地人含泪的讲述之中了。
呈现给我的，只有惨烈、震撼和悲壮。当站在高处的入口，望着一个几乎被完全摧毁的城市，除了无力无助和无奈之外，就是一片的空白。尽管几千名搜救的战士、医生在奔忙，但此刻的北川在我眼中是如此的沉寂。
曾经带给这个小城以骄傲的山和水，在那次地动山摇之后，变成了两万居民的梦魇——倾泻的巨石摧毁了大半的建筑，吞噬了所有的欢声笑语；高悬的河水就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搜救人员和幸存者对生的渴望。
走在扭曲破碎的道路上，所有人都试图将脚步放轻再放轻，生怕惊扰了身边长眠的数千灵魂；站在废墟的面前，所有的搜救人员又试图让喉咙大声再大声，生怕有一丝珍贵的生命火苗就此熄灭。
每次有幸存者被救出的时刻，就是全县城搜救人员的欣慰之时。所有的人，都在流着眼泪工作着，他们为拯救一座城市而努力，彻夜不眠，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唐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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