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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北川县城边，姜锵在被山体滑坡压垮的房屋面前 |
《南方都市报》记者十天记录北川灾区现场
若时光倒流 仍第一时间冲进去
■暴晒和细菌让双手脱皮 前期几天没顾上保护自己
■个人力量无法救起一个人 “集体主义”不再是一句口号
地震发生后，与救援力量几乎同时抵达的，是新闻工作者敏锐的目光和迅速的脚步。他们及时地给后方的人们提供真实的信息，让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
在这支新闻大军中，80后的年轻记者们已经成长为一股中坚力量。
■12日当天赶到
没有任何防疫准备就往里冲
5月18日晚9点多，记者与《南方都市报》记者姜锵取得了联系。他正从北川回到成都的宾馆，从前台叫了一份番茄炒鸡蛋盖饭。通常，他们都是这个钟点吃全天的第二顿饭。
这已经是他在灾区度过的第7个夜晚了。什么时候撤退，还没有接到通知。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的当晚，姜锵在深圳接到命令，作为《南方都市报》第一批30人报道组之一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汶川，一路前往北川。姜锵被分到了北川组。
12日到达成都，13日到达绵竹市受灾严重的汉旺镇，14日进入北川县城。当时，并没有一条道路是可以通车的，整个北川县被塌方的山石围了个严严实实。姜锵和同行的摄影记者顺着武警战士在前面修出的一条非常窄的路徒步前行。遇到崩塌的山体，武警战士会抛下去一根绳子，姜锵和同事就顺着这根绳子往上爬。在前期，仅是从北川中学开始徒步行进到北川县城，就要花费1个多小时。
15日开始，天气放晴，尸体腐烂的味道开始飘满全城。姜锵发现自己手上开始脱皮。在那边的人说，是暴晒和细菌引起的。从那时起，他们才开始穿上长袖衣服，也由原本不戴口罩，陆续变成戴单层、戴双层、戴专业防疫口罩。安全帽、对讲机，都是几天之后陆续配齐的。
从17日开始，北川县开始有了防疫措施。城市已经封闭，每天他要进城，要拿到县领导开的证明。出城时，必须经过三道喷洒消毒药水的防疫关卡。
■再寻不到呼救的人 第一次流下眼泪
如果说路途的艰苦只是皮肉之累，但5月14日当他第一次走进北川，真正的煎熬才开始。
北川县汽车站是进入北川的必经之地。车站外，姜锵突然听见有人呼救的声音，低头一看，一个男人就躺在离我脚边两米不到的地方，他的头部都在外面，但是身子已经被石块死死压住了。地震发生之前他应该是在屋外，被滚落的巨石压在了屋角和道路交界的地方。“我们尝试着去帮助他，但这根本是徒劳的，那么大的石头，人力根本没法搬动，也跟武警打了电话，他们过来之后发现也是很没有办法，只好离开。当时特别痛苦，很煎熬的。”徒劳努力之后，他流泪了。这也是展开地震报道之后他第一次哭出来。后来每天进入北川，姜锵都会去那个地方看这个人还在不在，但再也没有找到他。
那个时候到达汶川的救援人员大概在几百人左右。道路不通，没有重型机械，全靠救援人员肩扛手扒，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地震第一时间的救援，最最重要的还是重型机械，作用确实太大了。”姜锵说。
■第一次两个晚上不敢熄灯不敢睡觉
“进入北川之后的前两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而且需要开灯。”姜锵说。
2006年毕业后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社会新闻记者，也曾有过一次因对采访内容的恐惧而不敢睡觉，但后来再也没有过。
“恐惧地震？还是恐惧看到的尸体？”记者问。
“我也不知道，可能主要是恐惧死亡。一下子看到这么赤裸裸大面积的死亡，还是超过了我的心理承受范围。”
5月13日，也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距离死亡是如此之近。当时他正在曲山小学东校区采访现场挖掘情况。有5名消防队员进到废墟中寻找幸存者，突然又发生了一次猛烈的余震。曲山小学已经完全崩塌，背后的山体在这次余震中再次出现滑坡，轰然落下。所幸的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及时撤出。但余震平静后两三分钟，消防队员又一次扎进废墟中，开始重新一轮搜寻。
随着救援行动逐渐深入，心理救援也成为很重要的内容。其中，大量第一时间见到惨烈现状的记者们，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对象。但对于姜锵来说，并不清楚这种最初两天的恐惧是否会在自己心理上留下长期的阴影。“可能还是需要慢慢来了解，因为现在毕竟我们还是处在现场当中，还是处在新闻战场上，还绷着那根弦，暂时想象不出来。”
■北川悲剧面前反思人定胜天
成为记者两年多以来，除了年初的冰雪灾害，这是他第二次参与报道重大突发性事件。在他同班毕业的同学中，他也是唯一一个亲赴前线参与地震报道的。
“地震绝对是大灾难，但对于一个80后的年轻记者来说，这绝对是让人迅速成长的几天。”姜锵说。
地震的伤亡情况在一步步明朗化。北川县城成为这次伤亡最重的地区之一。截止5月20日早8时，北川县死亡8600余人、受伤9690余人。
在姜锵几天的徒步采访过程中，发现北川县城的伤亡比村镇更惨重。慢慢地，他也想明白了个中缘由。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一切，多多少少还受到人定胜天的思维影响。但是北川县城的悲剧，却让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知道，人不一定能胜天。北川县城处在两座大山之间，原本是非常狭小的地带，但城区的人们不断凿山，希望能从大自然那里争得更多的空间，盖楼、修路。而这次地震发生之后，两座已经很脆弱的大山全部发生坍塌，掩埋了县城的绝大部分。我认为这是造成北川县城伤亡非常大的原因。”
在采访中，姜锵还发现很多孩子之所以没有及时逃出来，原因是没有基本的灾害逃生意识。“从地震开始到楼房坍塌，再到山体滑坡，都是要经历几十秒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的，一来，孩子们没有求生经验，二来，可能老师们担心出现混乱，要求大家镇静，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没有一次救援是单兵作战
“这次抗灾，从受灾群众，到救援人员，到国家领导人，甚至是作为旁观者、记录者的媒体，都表现得空前一致。不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无法意识到。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80后的记者，触动也许会更加深刻。”姜锵说。
“人性的光辉”，这个词在对姜锵的采访中屡次被提及。他从灾区发回的报道中，不少是关于受灾群众被困时如何自救脱险。如从垮塌的北川县政府大楼废墟中被救出来的三名县领导，就是互相鼓励，甚至喝尿，才坚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
“天灾面前，任何一个个体都很卑微，渺小。必须要讲究集体协作，步调一致，井然有序地调配，需要他人的支持，需要集体的温暖。这些语言要在以前，我会认为是空话、套话，但现在，我知道这是救命的根本。我们这代人一直都是讲究自由的，喜欢特立独行的，出什么事觉得一个人就足够了，现在我已经不这么看了。”
姜锵是湖北人。家乡的父母一天要给他打好几个电话问平安，却也没要求儿子从前线撤离。
“这种大的灾难，希望这辈子只有一次。但下次如果有其他的灾难报道，我肯定还是会直接往前冲的，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代人可能在考虑有些问题的时候会瞻前顾后，但是在做新闻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有很强的冲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