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捐赠必须通过有效监管用出效率

　　来自民政部的消息说，截止昨日12时，汶川大地震已获国内外捐款214.16亿元，到账125.79亿元，已向灾区拨付近19.15亿元。中央政府已注意到监管的必要性，并下发通知，把监管救灾捐赠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问问身边的人们，我们几乎碰不到没有捐款的亲友和熟人，大家无不奉献爱心，甚至连街头乞讨者都乐捐乞讨所得。国际社会也没有沉默，他们担当了对汶川大地震的人道主义责任。大家踊跃捐款之后，就有了一个共同关切：当捐赠款物到来之后，政府和慈善组织能否保证每一块钱花到它应该到达的地方，使得国际国内的捐赠达到最高慈善效率？

　　虽然有关方面警告官员赈灾腐败将受“严惩”，但社会各界还是露出担忧之色。这种担忧决非无缘无故，因为在历次“审计风暴”中，救灾与慈善事业的主管机关屡有涉入。而据媒体报道，在四川救灾后方城市的若干小区内，已经出现“救灾专用”帐篷，近日有数百市民聚集，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还有网友质疑，一些救灾帐篷采购价格畸高，有挥霍捐赠者爱心之嫌。凡此种种证明，在捐赠监管方面，我们不仅存在历史的焦虑，而且出现了现实的紧迫感。

　　有人说“多难兴邦”，其实兴邦何必多难，但灾难既已发生，我们必须在世界的审视中谦卑地学习，通过反思改变自我，推动我们国家不断进步。今天的救灾捐赠，已经远非过去面对面的施舍，也不是寺庙施粥、孤儿院抚孤那样简单，而是高度社会化、网络化乃至国际化，所能集中的各种资源也是巨量的，其运行与管理必须在法治框架下，引入现代理念与现代管理制度，减少损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此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进步标志的，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不仅是主动对外公开有关信息，而且是向国内外媒体开放现场。这种信息公开的好处，是使国内外民众及时知情，进而引发广泛的爱心捐赠潮。对捐赠款物的运用，也应该一本信息公开的原则，不仅捐赠管理机构要主动公开信息，而且要向国内外媒体和捐款者开放备查，让捐赠情况、运用过程、账目、结果等公开透明。

　　市场社会是“风险社会”，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传播速度快，波及面广。我们在此呼吁，政府应当降低门槛，大力发展慈善组织，使社会慈善资源自我组织起来，扩大慈善网络和救助覆盖面，以抵御和摊平社会风险。慈善组织多了，形成相互竞争，即可形成优胜劣汰，提高慈善体系的整体效率。

　　自然，外部审计，包括政府审计，仍然是现代慈善制度的核心环节。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强调慈善机构自身的责任。美国“盖茨基金会”章程有言：“我们应视受益方为尊贵的合作伙伴，对他们保持最高的尊重。”让国内外爱心到达“受益方”，让“受益方”真正受益，这就是慈善机构的责任。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