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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一名志愿者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受灾群众安置点教灾区孩子画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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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一名志愿者在休息的时候睡着了。 |
大地震检阅中国NGO
■新快报记者 徐晨华 温建敏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此次抗震救灾的最前线，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国内的各个NGO(非政府组织)。
因为各种原因，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NGO还略显年轻。不过在这次地震劫难中，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茁壮成长。
一位专业评论人士认为，纵观日本NGO、台湾NGO的发展和壮大，很大原因在于阪神大地震和台湾“9·21”大地震中NGO积极参与了救援活动，从而获得官方认可。
NGO在此次地震救灾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为仍处于草根阶段的本土NGO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有鉴于此，国家更应对NGO进行立法，才能更有利于NGO在国内的发展。”NGO川办联盟新闻发言人张璐说。
他说，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日本NGO的壮大
日本对NGO的看法也是从大灾难中转变过来的。1995年的“阪神7.2级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灾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人有32万。在政府的危机应对程序启动之前，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已经到达现场，并开始展开救助。地震过后，日本政府改变了对NGO的看法，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鼓励NGO组织进行法人登记。目前，注册登记为NGO法人的组织越来越多。
相比日本，从目前国内草根NGO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绝大多数NGO都还称不上是非常专业，但是相比起其他国家NGO的起步，中国本土的草根NGO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外NGO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起步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日本等很多国家。
“嗯，好！好！好！我明天早上8点准时到你酒店集合。”
13日凌晨1时45分，“水瓶”一边在电话那头答应着，一边抓了支笔记下时间。她翻找散落在案头的纸和笔，她要着手准备明天灾区现场信息的收集。这里一看就是个临时办公室，堆在一角的各种书籍没有经过太多整理，各种复印好的纸张满满一桌都是。地上纸篓里还有一些废弃的纸张，或被撕烂了，或被揉成了一团。
“水瓶”放下已经微微发烫的手机，手机的一头连着一根长长的充电线，她的手机正在充电。
“水瓶”是个网名，这个女孩是麦田计划的发起人之一。麦田计划是一个NGO组织，组织的细分发展方向是助学，主要是帮助偏远乡村建学校、建图书馆、辅导代课老师等。
“他们都叫我‘水瓶’，你也这么叫吧。”问及“水瓶”的真实名字，这个来自广州的女孩说。
“水瓶”是麦田计划组织中第一个赶到灾区的。在到灾区之前，她正在贵州做援建学校的项目，待了整整8天；之后又跑到攀枝花搞调研，又是3天，还没来得及回广州。“5·12”地震后，她连夜从攀枝花急赴灾区。
因为工作太忙，她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因为熬夜太多，“水瓶”的脸黑了，也粗糙了很多。
这是此次参与四川抗震救灾中中国草根NGO成员的一个典型个案。
[速度]
这是NGO救援的一大特点
像“水瓶”一样，在这次四川抗震救灾中几乎各个受灾点，来自NGO的人员如同潮水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这其中，包括占据绝对主流的中国草根NGO们，也包括一些全球知名的NGO。
5月14日，震后第二天，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前来视察灾情和鼓舞民心的温家宝总理，突然看到了几个忙碌的外国人。
“你们是游客吗？”温总理关切地问道。
“我们是来赈灾的。”
“是哪个国家的？”
“美国，国际心连心组织。”
这是一组在电视新闻中播出的画面片段。
这也是全国人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民间力量，什么是NGO的速度。
和总理对话的美国人中文名叫孙柏安，是国际心连心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心连心”是国际上一个有名的NGO组织。在和总理偶遇的当天，该组织的16名成员刚刚抵达北川，开始了这次外界始料不及的灾区支援。他们随行的三辆车中，其中一辆是运满救援物资的卡车，还有一辆是救护车。
简单的几句对话之后，总理最后说，他替中国人民感谢他们！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向灾区人民实施救援，也因为他们救援的神速，连总理都感到意外。
速度——这是NGO救援的一大特点。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当天，远在攀枝花的麦田计划发起人之一“水瓶”就赶赴成都，并向成员发起号召。第二天，多家国内草根NGO倡议发起民间救援行动，在网络上吸引了几十家NGO，“水瓶”也参与进来了。同一天，NGO的一个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简称NGO川办）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30家NGO正式联盟。
[细节]
NGO关注的是政府无暇顾及的细节
从地震当天开始，大批来自全球各地的NGO组织开始进入灾区的每一个点。这种大面积渗透式的援助迅速传到了每一个灾区。
NGO组织关注的是一些政府无暇顾及的细节。为此，NGO组织抵达灾区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那些“空白的细节”。麦田计划的“水瓶”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之一。从13日开始，“水瓶”走访了什邡市的洛水镇、蓥华镇以及受灾最严重的红白镇等地。在现场，“水瓶”看上去和一名记者相差无几，她背着一台专业相机，带着个本子，不停地打听和记录着。
“我们第一批抵达现场的分成几个组，总共踩了5个点，其中绵阳2个点、绵竹1个点、都江堰1个点、青川1个点。”广东狮子会总监刘小刚说，狮子会是广东最有名的NGO之一。“我们关注的细节主要是一些特殊的灾区，可以细到一个镇、一个乡。我们了解那里的村民需要什么东西，包括普通的帐篷、药品甚至是我们根本都想不到的一些细节。”
刘小刚说，“有些问题政府一时来不及解决，NGO正好可以补足这些工作”。
5月17日，刘小刚、王星逸和赖一鸣三人组成的小分队，将10余车救灾物资运送到绵竹的孝泉乡。在经过绵竹城内的灾区群众安置点时，他们又发现在这个近6000人的聚集地，居然只能找到一个简易厕所。这些NGO组织的成员们为了上一次厕所，自己也苦苦排了将近20分钟的队，但还是没有轮到。
“移动厕所也是灾区群众迫切需要的救援物资！”他们不禁惊叹道。
在当天晚上的总结会上，广东狮子会列了这样一张清单：除了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能想到的帐篷、消炎药、抗病毒药、感冒药、止泻药等物资外，他们还特地增加了流动厕所、肥皂、卫生巾、婴儿奶粉、调味料等生活必需品。
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在此次救灾中负责信息整理、收集和发布，并以特刊的形式发布出去。这份特刊每日更新，并同时发给前后方的NGO组织成员，供他们能及时了解到前后方的最新动态，特刊内容包括前方人员到了什么位置、当地需要什么物资、前方接收物资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后方筹措物资的情况、运送情况等等。
“和前方沟通后，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接收公众物资捐赠的时候也能有针对性，这样能让救援工作更加有效。”一位NGO组织成员说。
[组织]
有分工、有纪律、规范化
有组织、有分工、有纪律也是这次救灾中NGO所表现出的另一大特点。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NGO的一个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30家NGO正式联盟。NGO川办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最大的国内草根NGO联盟。
根据该机构的分工，前线执行机构由青年行动（原名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等五人、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主任罗丹等四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等两人、贵州行动小组派驻的五名灾害管理人员代表共同组成，并由张国远担任办公室总协调。后方援助团队则由各地民间机构形成小组，包括广州、深圳、昆明、贵州、厦门等地，负责筹集物资。
这个联盟相比原先各自为战的众多NGO组织而言要专业很多，他们甚至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是张璐。据他介绍，该联盟成立当天，办公室就有专职人员16人、本地志愿者团队30人左右、外地志愿者8人，可调配救灾物资转运车辆30辆到35辆。
“NGO川办这次发挥的作用很大，联盟的意义非常值得纪念。”广东最有名的NGO之一——广东狮子会总监刘小刚这样评价说。刘小刚带领的广东狮子会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在一周时间里，他们总共派出106名会员奔赴各个灾区进行救助。
13日，在NGO川办成立的当天，加入这个联盟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个NGO。截至5月23日，联盟的NGO数量已经超过100个。广东狮子会、“多背一公斤”等NGO先后加盟到这个联盟中来。
“这里聚集了中国绝大多数主流的NGO。”张璐说。
“在去之前，我们就确立了两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要和当地的NGO组织合作，因为合作救援的效果会更明显、更有针对性。”刘小刚说。在和NGO川办经过简单接触沟通之后，他们便加入到联盟中，并且得到了来自联盟各方面的帮助。后来，来自广东狮子会的价值千万元的捐赠善款物资，都是通过NGO川办负责输送或通过他们的车辆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5月20日，刘小刚还参加了NGO川办召开的会议，和张国远制定了两家NGO合作备忘录，并且规范了财务工作流程，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规范化的基础。
和这场突然而至的大灾难一样，成都也意想不到地成了中国NGO大检阅的场地。NGO川办联盟的新闻发言人张璐认为，成都今后可能会成为中国NGO后续发展的中心。“成都这个城市，很可能会成为国内未来NGO最活跃的集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