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有关震灾的一些堪称另类的消息，与重大新闻一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我是班上第一名，叔叔先救我，我以后一定考军校!”——第一句，是四川一名教师在震后的另类表白；第二和第三句，分别是废墟下的县政法委书记和中学生的另类呼救。
随着关注者的增加，有关这些另类言辞的讨论有趋于“八卦化”的倾向，批评中出现人身攻击苗头，辩论呈口水化、荒诞化趋势。
例如，那位做出“另类表白”的教师是北大毕业，于是批评靶子便呈转向北大之势，还有人专门贴出了这位教师的照片“品头论足”；那句危急时刻不忘强调特殊官位的呼救，被不无调侃地称为“史上最牛官腔”。
若在平时，对此予以嬉笑怒骂或亦属正常。然而，细一回想那些言辞产生的背景，以及那几个人的身份，却很难让人做到简单轻松，一斥了之。
虽影响的范围或大或小，但这几位基本上都可以称为人中翘楚。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人，却在危难时刻露出人性中的“小”，这不仅令人遗憾，更或有忧虑。比如，公然声称危难时刻即使母亲亦将不顾者，其所寻找的“有意义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位会打“史上最牛官腔”的官员，在抗灾过程中能否做到“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真正身先士卒呢？而那位学生小小年纪便懂得以种种“手段”试图先于同学获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这折射出教育的哪些问题？
大灾之际的这些另类言词，给了人们一个观照的窗口，借此可以发现教育价值观、官场伦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虽然，可以肯定这些问题并非主流，然而却不可忽视其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参照意义，切忌让其沦为“八卦”谈资，不了了之。（隐之）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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