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美国时，中国支援美国500万美元，而汶川地震发生后，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出了50万美元，这确实有些令人失望。对此，有道：美国的捐款只够沙特的1/120！只有美国对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的1/3840！
的确，如果从政府层面上来看，美国的捐款不多。
但是，我们不应一提捐款就把眼睛盯着政府，美国更多的捐款实际上是来自民间慈善组织，来自普普通通的美国老百姓。目前，美国各界向四川灾区的捐款总额已超过了2300万美元，并且在持续增加。
为什么“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如此“吝啬”呢？制度上可循的原因在于美国国会独掌着关键而根本的“钱袋权”，这就决定了白宫、国务院等行政机关可以紧急调用的财力有限。同时，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来冷眼看去，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更多出于安全、经济、形象等多方面战略利益的考量，而对中国的捐助则是“姿态大于利益”。正如国际关系学大师摩根索认为的那样，任何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看到了这一点，就应当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应把对外援助与慈善混为一谈。对外援助代表的是政府，政府当然要考虑战略利益。但慈善不同，慈善更能体现的民众的情意。
美国始终是一个相当崇尚慈善捐助的社会。比如，作为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曾在遗嘱中要求将其遗产资助那些“品格优秀而有才华的已婚青年人”。根据《时代周刊》的统计，仅2002年一年内美国人的捐赠额就高达19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生产总值的2.1%。而现在美国巨富中流行的趋势则是，捐钱越来越早，往往刚富起来就捐，许多人在壮年时就把大部分财富都捐出去。美国信托2007年调查，在拥有500万美元可投资性财富的美国人中，他们的财富只有20%被继承了。
更需要我们理解的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是一支慈善捐助的大军。美国一年4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美国报纸不久前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有一位老人一生省吃俭用，最后把所有积蓄共计百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红十字会。这次美国红十字会对四川灾区的第一笔捐助就达到1000万美元，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民众的捐助，其中说不定就有这位老人的捐款。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与中国四川地震相关的新闻，还有专门开设的为中国灾区募捐的网页，最少捐助额为10美元，民众的捐助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除了红十字会，还有很多慈善基金会都在开展对中国灾区的捐助活动。笔者的一位朋友住在明尼苏达州，她所在的小区教堂，上周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为中国灾区募捐，有很多孩子拿出了他们的零花钱。另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华裔朋友说，他所在的华人社团上周也募集了上万美元，将通过一家慈善基金会转送给中国。这些普通人捐出的钱虽然不多，但却体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爱心。
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强势存在，符合了美国“小政府、大社会”传统政治的审美要求。作为非营利部门，基金会在政府和市场缺位的情况下很好地“补台”，分担了那些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者不愿为之”的社会事务。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基金会等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必要地协调、参与管理好更多社会事务，这更是美国正构建为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此外，法律在规范基金会运作的同时，也对捐款人安排一定的行为激励：达到某一额度的捐款者可享有减免某些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此激励曾被指责为大额捐款人投机避税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它实现了在“藏富于民”的美国社会中充分动员财力的积极效果。
从50万到2300万美元之间的悬殊差距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的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应当看到的是慈善捐助的作用。慈善捐助决不应以多少而论，它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我们理解世界、世界理解我们的纽带。如果因为美国政府捐得少，忘记了美国百姓，那我们就真的亏大了。(刁大明)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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