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汶川地震的救灾行动仍在继续，灾后重建业已提上议事日程。不管是救灾还是重建，毫无疑问，资金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此前，中央政府拨款向死难者家属每人发放5000元慰问金；并决定今年拿出700亿用于灾区重建，将来还会继续追加款项。
除了直接拨款赈灾之外，5月23日，中国银监会又下发《关于做好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银行业呆账贷款核销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一种勾销债务的途径，间接向灾区表达人文关怀。据悉，中国银行25日在四川广元市受理了首例个人客户提出无力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申请。一场受灾贷款呆账核销的“攻坚战”即将打响。（新华网5月26日）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灾区重建的资金压倒性地来自政府，而由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和各种风险也由政府一体承担。以角色而论，这当然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从中我们也隐约感到，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救灾力量的整合和释放还处于休眠状态，从而限制了我们举全国之力，共同面对灾难的可能性。
全民救灾诚然是此次地震中最令人欣慰的景观之一。但也不必讳言，社会力量因缺乏制度支撑，呈现不确定性、零散性、阶段性和滞后性。它是一种道义救灾，非制度救灾，而只有后者才是确定、整全、持之以恒和富有效率的。因此，理应尽快建立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转自如的社会救灾机制，以便一旦当巨灾降临，减少对政府的巨大依赖，全社会共担风险，救灾资金的吸纳和运用更快捷和饱满。
具体来讲，就是要建立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理论上，地震险之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公民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实上因为地震险风险极大，保险公司往往缺乏设立这项险种的积极性。我们理解保险公司的难处，但不能听任这项险种长期被虚置，所以就需要国家对地震险实施再保险，以国家信用为保险公司充当后盾，使政府救灾和社会救灾的力量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地震保险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救灾，但为灾难设防也是它的重要功能之一。日本、新西兰的地震险都附加了种种问责机制，即如果建筑物防震质量事后被查知并不达标，那么相关责任人就要为此而赔偿，并承担法律责任。显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优越性在于，砥砺和调动了建筑物建设者的责任心，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且，一旦有事，救灾资金的渠道更加广阔，也因具有某种强制性更显有力。
经济学家薛兆丰提出过一个观点，即地震、海啸等灾难预警交由保险公司去操办。因为政府地震部门有一种几乎天然的预警惰性，而保险公司却因利益得失不得不去斤斤计较、孜孜不倦地观察和分析灾难降临的可能性，唯恐放过哪怕一个蛛丝马迹。我认为，其中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地震保险制度，那么我也相信，保险公司自身的灾难预警系统的建立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若果真遂人期待，那么，我们收获的就不仅是资金的充裕，更是灾难预警制度的强劲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