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国难财者与莎朗·斯通的相同之处
■闵良臣
这两天有两则新闻报道让我想说几句话。一则是“涉外”的，一则是咱自己的。
媒体报道，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在出席第61届戛纳电影节的时候，被记者问及四川地震时，她居然称“四川地震是中国的报应”，并以“有趣”等字眼形容灾难。
先说这个好莱坞女演员。她的戏肯定演得好，还有些名气，否则，法国奢侈品品牌迪奥（Dior）就不会请她做代言人。可在我看来，一个人光是戏演得好，或者还有些名气，是很不够的，至少还需要一颗同情心。如果一个人没了同情心，那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很难听了。至于她对中国政府乃至对中国人民有意见，那是她的自由。并且如果是在平时，她来说中国的不好，说不定我们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群起而攻之”，还会洗耳恭听；如果觉得她的意见有可取之处，我们还会反省，甚至可以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她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期：5·12大地震遇难数万人，成千上万的人一时还没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并且因灾难留下了众多的孤儿。在这种非常时期，她来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借用中国网民们的流行语，实在是“找骂”或叫“找抽”。当然，人家毕竟是外人，她果真没有同情心，她的所谓“报应说”一定会“还治其身”的。此案且按下不说。
再说咱自己的。发生这么大灾难，且不说灾难过后这些天，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积极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就是当看见人民子弟兵在废墟下抢救生命的那些天里全国人民又有多少人不是以泪洗面！一个稍有点良知或说只要还残存一丝同情心，也不至于在这么大的国难当头发国难财。正因此，尽管过去每当看到类似“从重从快”的字眼，心里都或多或少地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法治的社会，要依法治国——然而，在大地震灾难刚刚发生后的眼下，再看到“坚持特殊时期、特殊案件、特殊办理的方针，对那些严重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的犯罪行为，要在法定期限内快审、快判”的话，这种不舒服就没了。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们，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虽然不在同一国度，但他们所缺的东西是相同的，即缺少起码的同情心。如果说对一个人犯错误，乃至犯罪，我们有时候还能给予同情的话，对于那些没有一丝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应该是觉得不可思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专门论述同情，他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了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的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像这种灾祸也可能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英国哲学家休谟说，“显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仁慈的情感更多地赋予人类以价值”，现在有人把它译为“同情是人类最高贵的天性”。同情正是在帮助别人渡过难关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美德。
如果上面两位哲人所言没错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当莎朗·斯通的“地震报应论”迅速在网络上传开后，许多网友纷纷指责其言论不人道，甚至认为她是个“没良心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为何要对那些发国难财的东西“快审、快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