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天崩地裂，令家园坍塌，城庄毁灭，亲人逝去……在生命与死亡之间，亿万国人短暂惊愕之后，前所未有地在“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的旗帜下集结，互相安慰，彼此温暖。
2003年非典之后，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如果不肯踏在教训的阶梯上有力前行，对进步的补偿就不会自然而至。
数万人在瞬间离去，让活着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不放下分心之事，冷静地坐下来审视我们曾经遭遇的灾难与已经付出的代价，自省我们将来应该如何追求补偿。
省“治”：制度性能力再认识 地震的破坏与灾区的重建，并非孤身独影，它有一个广阔的叙述背景，那就是庞大的祖国。
从抗洪到抗非典，从抗冰雪到抗地震，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我们的确具有“团结起来办大事”的组织优势与行政效率，但要想把这种优势放大化、制度化，就必须继续探索建立崭新的大灾防范体系，对自然灾害实现轻重缓急的管理，对政府和民间实现责任的分工，并逐步具备在短期内动员起全社会的参与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还包含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灾害当中的信息管理，二是责任政府的日常建构。舆论普遍认为，本次地震中媒体及时的信息传播，大大提升了救灾的水平。政府信息的快速透明,媒体的客观全面,让中华民族凝聚起来了，再次体现了新闻记者不仅是可以信赖的，而且在现代化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表现出上下一心的团结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开始干扰着这种“同仇敌忾”。不管是救灾帐篷通过“内部渠道”出现在非灾区的小区里，还是四川卫生厅副处级干部因志愿者不慎将消毒水喷到身上而大打出手；不管是一些干部救灾不力擅离职守屡召不回，还是外地政府组织的救灾物资竟然查出黑心棉……单个来看，这些问题在救灾大背景下似乎都不“大”，但消减的是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度。比起初期的救灾，重建将是一个更长的过程，将涉及到更庞大的资金流动与利益分割，数量巨大的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将纳入政府行政管道来调拨分发。如果不在每一个环节管好“权”，搞好监督，暗流涌动造成的权力失范，就很难保不再浮出新的丑闻。
重建的过程必须远离腐败侵蚀，远离政绩工程，远离简单盲目，远离意气用事。惟有通过对权力实现有效的制约，通过透明形成有效的监督，才能确保所有的“远离”，而这种制度性的努力，显然不仅仅是灾后重建的时候才需要。
省“教”：早晚要“补”的安全课 当大地震撼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从容应对的经验与智慧。“跑”成为多数人的本能选择，但是否该“跑”，跑得对不对，却无从可知，甚至就连地震时该不该躲到桌子底下，也成了一个大问题。
据事后某媒体的调查，半数以上的人在地震来临时手足无措，88%的人此前没有接受过有关地震或者其他突发灾难的应急培训；九成受伤者期待能接受一次大规模的避震演习，更好地掌握地震自救互救的知识。
这是我们长期欠账的一堂公共安全教育课。居安思危，但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学校教育不重视，社会教育更是得过且过。灾难来时，蕴藏于公民身上的这种自救防护能力实在匮乏。“好了伤疤忘了疼”，当余震渐渐消减，我们从惶恐与阴影中淡出的时候，是否愿意把这堂课快快地补上？又该由谁做出统一部署，让类似的教育在苦哈哈的应试教育中抢到一块“阵地”？
省“心”：被改变的人生观 汶川大地震震动了地球，也震动了人心。有太多的迹象表明，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灾难之后，许多人对于工作、生活、社会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中国青年报联合某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88％的公众认为这场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82.1％的人表示会更加珍惜生命，努力学习和工作；70.7％的人表示会献出更多的爱心；28.5％的人表示“人生苦短，我要更多地享受人生的快乐”。
每一次重大灾害之后，都将面临一场心灵的重建，让我们不得不以人性的理由，重新关照我们的灵魂深处。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甚至认为，地震带来的是国人精神领域的一场大革命，其实质就在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从精神文明成长历程来看，它的重要性丝毫不弱于灾区重建房屋。
这些年，在快节奏的生活面前，在不断物化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已经不太习惯于探讨人生，讨论人性。但悲剧和血泪的出现，开始荡涤我们的灵魂，甚至将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生活的意义，琐碎的纠纷，政治的道德，责任的约束，从“小我”到“大我”，从市民到公民……正如美国《侨报》社论所言：震灾让中国人进一步找回并强化了在国民、社会、民族以及人类各个层面的共同体意识，促使其对生命特性、人性本质、人生追求、人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等深层哲学问题开展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可能极其短暂甚至稍纵即逝，也可能浅尝辄止极其肤浅，但毕竟给了中国人一个驻足省思的机会。
省“难”：多难与兴邦 面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人类常常感受到一种“无力感”，但思前想后，也只有人类集合的力量与制度性的努力，才能将这种“无力”压缩到最狭小的空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说过：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发生，你最好做好准备。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人类历史的下一次灾难，准备什么？除了建立及时有效严密的预防体系、更加稳固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积蓄更好的社会动员力量，我们难道能为一次救灾的所谓“胜利”而遮蔽双眼吗？
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温家宝总理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这是对师生的勉励，又何尝不是总理代表国人在灾难面前立下的誓言？但是，多难并不必然兴邦，惟有当我们由激情而思索，由思索而行动，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最大效能地发挥我们的理性、智慧与责任，并最终健全一套全天候的救灾应急框架体系，才称得上真正的“重建”，才能为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的故事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解。愈挫愈勇，在灾难中践行“兴邦”，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时刻保有文明的理性与信心。扬子时评特约作者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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