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新中国科技领军巨匠(图)

邓小平与周培源交谈(1980年)

毛泽东会见周培源(1960年)

　　来源:中华英才

　　引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任主席周培源，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

　　中国科协50年•功勋人物谱

　　周培源：新中国科技领军巨匠

　　文/本刊记者 齐殿斌

　　提语1：周培源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力学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他与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力学会理事长钱学森等共同主持这两个学会的会务长达30多年，为推进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题语2：周培源与钱学森等共商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大计，积极支持科协和学会开展活动，并与高士其、沈其益等一起不断向中央反映意见，促使科协和学会比其他群众团体更早得到恢复，并很快走向了全面复兴。

　　作为接替李四光担任中国科协第二任主席的周培源，为创立、发展、捍卫和复兴我国的科技团体特别是中国科协，开拓和发展国内外的科技交流事业，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与普及等方面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日，记者联系到了曾在周培源领导下工作，与周培源有过多年交往的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部长、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章道义。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里，记者如约来到章道义的家。记者面前的章老，头发花白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热情健谈。他深情地回顾了在周培源身边工作那段难忘的日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周培源——

　　开拓和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事业

　　周培源1950年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全国科联组织部部长。此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曾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世界科协副主席等职，是一位活跃在国内外科技舞台多年，为兴办我国的科技团体，发展我国科教事业尽心尽力服务的中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我国被孤立于国际学术组织之外的局面，积极地开拓和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

　　周培源自1955年起就作为中国科协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科协的历届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李四光教授出席世界科协执行局会议；1959年就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63年，为打破当时美苏对中国的孤立政策，开展国际交流，向世界介绍我国的科技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协建立了“世界科协北京中心”。

　　1964年“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行了“北京科学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周培源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历时11天，宣读学术论文299篇，交流了与会各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探讨了促进各国间科技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接见了全体代表。陈毅、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在全体代表集会上讲了话。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界的团结与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会议期间，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还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专门邀周培源和于光远去他的卧室谈了两个小时，讨论了许多有关自然辩证法等认识论问题。

　　1966年 “北京科学讨论会”又举行了“暑期物理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33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144位物理学家参加，周培源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收到并交流了99篇学术论文，涉及物理学的诸多领域，分别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并在基本粒子、原子核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了一些新的实验现象。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等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为增进四大洲科学家之间的友谊，促进与会各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整个科协工作被迫陷于瘫痪。但在10年动乱中，惟一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身份参与国家和有关方面外事活动的仅只周培源一人。因此，他也就成为中国科协的惟一代表和外国科技界与中国科协联系的惟一“通道”。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和青年学生争相访华。

　　到了北京的客人无不参观北京大学。时任北大副校长、校长的周培源的外事工作成倍增加，有时一天就要接待几起客人。据他三女儿周如玲记述：“据我记忆，从1972年以来，父亲以北大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等国家首脑。接待过英国外长霍姆、联邦德国外长谢尔等来自美、欧、亚、非、澳、中东、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的部长、议长、州长；接待过十几个世界著名的新闻通讯社、报社的董事长、社长和主编；接待过20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40多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著名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院长；还接待过日本从政府官员到青年学生各阶层的代表团，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教授、学生，特别是华裔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仅北京大学一处的不完全统计，1972年一年中，北大就接待了300多批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共2500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当时的工作量。”

　　1975年9月，周培源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会见了他。

　　1978年9月，周培源率友好代表团访日，参观了日本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受到日本首相福田的接见。9月29日返回北京，10月6日，就又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谈判互派留学生问题，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友好的接待，许多学校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并接受周培源的建议，双方派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用访问学者的名义，从而排除了当时中国学者还未评审学衔的障碍，达成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等口头谅解。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在1979年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这一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的一部分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中美史册。

　　改革开放后，周培源的出访就更加频繁。他多次以不同身份率团访问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希腊、英国、新加坡、丹麦、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或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访问并做学术报告，或进行双边会谈，签订合作协议。从1979年到1988年，每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三五次。接待的外国客人更是数不胜数，为我国科教界走向世界、广交朋友和登上国际科技舞台，打开了一扇扇大门。

　　捍卫推动我国科技团体的建设和发展

　　周培源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力学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分别担任这两个学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与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力学会理事长钱学森等共同主持这两个学会的会务长达30多年，为推进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章道义老人回忆说，更为可贵的是，周老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与学会秘书长和专职干部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只要学会有事找他，无论事情大小，他都从不拒绝；每届学术年会他都以普通会员身份提交一篇学术论文；当社会上极“左”思潮泛滥，一些人视学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力主取消时，他都挺身而出，据理反驳。

　　特别是“文革”中，中国科协和学会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本营”，“牛鬼蛇神”的俱乐部，从上到下地给“砸烂”了。也就在这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因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需要，惟一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身份出面接待外宾的周培源，给科协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说，科协不是撤消单位，还要开展工作。”这是周总理在接见英国财政大臣的外事活动时说的，从而促使有关领导方面于1973年春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了一个“科协办公室”，从原“三科”（科委、科协、科学院）干部中抽调了一名部级干部、两名局级干部、七名处、科级干部组成。

　　但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要砸烂科协、学会这个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不准恢复，这个办公室刚刚组建，就被迫停止工作。章道义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刚过不惑之年还能有作为的人来说，困守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真是度日如年。周培源多次到科协办公室看望大家，勉励大家要有信心。他说，科技团体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搞社会主义怎能不要科技团体呢？他每次代表科协、学会出访归来，总要到办公室来看看，给我们讲一些国际会议的情况。

　　章道义回忆，周老多次表示，科协和学会的国际活动，一定要有国内的工作做基础，只用个牌子对外不行。他的态度和关怀，不仅给我们送来了温暖，还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关心科协和学会命运的决不仅仅是我们这几个专职工作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著名科学家和数以百万计的科技工作者，周老就是他们的代表。我们守卫的是一个社会需要、国家需要、人类未来需要的科学家之家，一面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旗”。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但由于当时“左”的一套说法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我们要求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呼声如泥牛入海。在这种情况下，周老不再沉默，他在一次大型报告会上严肃地指出：“科协和学会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组织。多年来，它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应当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立即摘掉‘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它们的莫须有罪名，恢复科协和学会的活动。”听众群情激昂，报以热烈的掌声。

　　之后，周培源又与钱学森共商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大计，积极支持科协和学会开展活动，并与高士其、沈其益等一起不断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意见，促使科协和学会比其他群众团体更早的得到恢复，并很快地走向了全面复兴。

　　倡导支持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作为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部长，章道义特别谈到了周培源对科学普及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早在50年代，周老就应邀为一些报刊写稿，宣传介绍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等物理知识，并担任了全国职工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他虽然分管外事工作，致力于国际科技交流和世界和平事业，但仍然关心、支持我国的科普事业。特别是他担当起全面复兴科协和学会的光荣使命之后，不仅率先倡导和推动多项科普工作，而且亲自参与其中的一些重大活动，使我们的科普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77年8月，周培源率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主持“科学家、劳动模范与首都中学生的大型谈话会”，语重心长地勉励中学生们要用功读书，刻苦学习，“为攀登科技高峰打好基础，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并提出了“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的热切期望。数、理、化学家和劳动模范们分别谈了学好数理化等科学文化知识的意义和方法。

　　高士其还专为这次谈话写了一首诗，题为《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在会上朗诵。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等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和全体科学家出席了最后一次谈话会，并来到青少年中间。青少年们纷纷上前和他们热情握手，请他们签名留念。首都各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头版和新闻联播节目中做了长篇报道。有的还发表了短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

　　章道义说，这一切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几天时间，我们就收到了上千封的群众来信，一致赞扬这个谈话会开得好，开得及时，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使人们从思想上打破了“读书无用论”的枷锁。教师敢教了，学生肯学了，家长也就放心了。此后，有19个省市也相继举办了这样的活动。这次谈话会的讲稿编成《科学家谈数理化》一书，出版后发行159万多册。随后，周老又亲自参加中国科协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有6000名科学家和12000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进一步在青少年中掀起了科学热潮。

　　1978年3月30日，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协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做了题为《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发言。他就科协和学会的主要工作讲了四点意见，其中有两点都是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即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做出贡献和积极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这几点意见成为一个时期科协和学会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

　　1979年，《科普创作》创刊，周培源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主办的这家杂志撰写了“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一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文教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繁荣科普创作的行列中来，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战略任务作出更多的贡献。此后，他又多次出席中国科协和中国科普作协主办的优秀科普作品发奖大会和中国科协每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议，鼓励科教文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普活动。

　　1981年，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成立“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周培源亲自兼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曾多次兴致勃勃地亲自参与一些学会、地方和基层组织举办的青少年科技竞赛、表演和观测活动。每一次都是聚精会神地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并不时地向孩子们提出一些问题。当得到满意的回答或看到精彩之处时，常为孩子们的激情和机智所感染，激动得兴奋不已，连连称赞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1986年，中国科协“三大”之后，周培源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科协主席，并辞退了大部分科协职务，但“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却一直保留着。体现了他对我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的关心、爱护和寄予殷切的希望。

　　1985年，周培源和他的两个妹妹将他们在宜兴芳桥乡后村的祖居——26间600多平方米房屋，无偿赠送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场所，并把自己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金作为添置部分设施之用。在宜兴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县科协的具体操办下，周培源的这所祖居在1987年建成为具有“十室二厅”的村科普文化活动站，再一次体现了他对科普工作和家乡人民的赤诚之心。

　　1985年，周培源又和他的夫人王蒂澂将他们夫妇多年来省吃俭用收藏的100多幅十分珍贵的古代字画，全部无偿捐赠给他的家乡无锡市博物馆。为此，国家发给他俩一笔巨额奖金，他们二老又将这笔奖金分赠给他们工作和学习过的大、中、小学，作为科学与教育奖励基金。章道义深情地说，周老的无私奉献精神，真是完全、彻底，为世人和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1993年11月24日，周培源这位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奋斗了近70个春秋，并为维护世界和平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溘然长逝，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周培源小传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聪慧好学。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就学于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授。

　　解放后，周培源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九三学社主席，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届政协副主席。还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最早的委员之一，亚洲流体力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周培源于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