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不能向消费者转嫁成本

　　⊙《法制周报》特约评论员 彭兴庭

　　随着“限塑令”6月1日生效，广东深圳、珠海等各大超市关于塑料袋的收费价格已陆续公布。据悉，塑料袋的价格由商家自行确定，在深圳，一个塑料袋0.2、0.4元不等，也有相对价格高的，价格分为1元和1.5元等。“小型塑料袋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塑料袋，大的属于可降解和循环使用的加厚塑料袋。”有市民对塑料袋价格超过1元表示质疑，称“不如买环保袋更合算”。（ 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制度是作为激励而存在的，制度往往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白色污染虽然危害巨大，却屡禁不止，很多时候，并不是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而是执法成本太高，利益链太长。在许多省市，如广东、上海等，限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等禁令早就有了，但长久以来却收效甚微。说到底，这都是利益驱动所致。在我看来，有没有“限塑令”固然重要，但“限塑令”的功能不能只是作为一纸“倡议书”，要根治白色污染，还要有相关“限塑令”的激励机制。

　　2000年前后，在政府的扶持下，全国先后出现了近百家环保型替代塑料制品生产厂家，可目前，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都已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要老百姓改变现有生活方式，重新提起菜篮子和布兜子上街买菜、购物，这不是一纸单纯的禁令就能做得到。

　　因为，对于商家来说，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市场，而不是这一制度对消费者能带来什么好处。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对这一制度并不持怀疑态度，但对于“限塑令”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持有怀疑，比如对于塑料袋收费的用处，这一项收费的利润归谁所有？这些收费用到何处？是用于环境保护呢？还是挪作它用？有关部门就收费的使用问题应该给老百姓一个清楚明白的说法，不能节约了商家的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给人的感觉是把商家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政府让消费者来承担环保的费用，如果这样，“限塑令”则很难持续执行下去。

　　现在，深圳、珠海的做法，从措施上来看，并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强制禁止，而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引导。这相比以前的指令性管制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一项制度要形成对民众的有效激励，就必须充分考虑民众“利”与“害”的关系。“限塑令”也是如此，对生活中的白色污染，尽管要限制，但更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激励机制的矫正。

　　西方经济学中的“庇古税”理论告诉我们，相关管理部门有充分的理由向塑料生产、销售厂家征收污染治理费。在上海，2000年颁布实施了《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一次性塑料饭盒生产厂家必须按每个饭盒3分钱缴纳污染管理费，其中，1分钱专门用来支付回收者的劳务费，其余用作运输、管理和处置的补贴。

　　上海市这一举措有效地激励了回收者的积极性。但仍有人质疑：塑料袋收费价格是由商家定的，商家会不会为了吸引顾客，通过降低塑料袋收费价格来吸引消费者？并一降再降，最后变成送，倒退到“限塑令”之前的状态？

　　因此，要消除白色污染，最根本的是要加快相关替代产品的研发，促进科技进步，最大程度地利用废弃塑料。对老百姓倾向于更多使用塑料袋的想法，不仅要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限制，同时也要利用循环回收来节约资源，还应该积极寻找替代品，只有采取限制、回收和替代三管齐下的方式，才能彻底铲除白色污染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