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之后，朱学勤在《南方都市报》发言：“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
上述言论被网民称之为“天谴说”，并进行了可谓语言暴力的批判。有论者认为，网民的反应缘于对朱学勤言论的误读。说实话，对此论笔者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网民的反应与其说是对朱学勤的误读，倒不如说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大自然的劫难，网民和朱学勤的解读全然不同。
仔细阅读朱学勤短短几句话，其实他说得很明白，死难者并非作孽者，因而对死难者言，不能说是“天谴”，但其接着却以“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一语来了个转折，最后以“赤县喧嚣该清醒了”结语。不难看出，朱学勤并未否定“天谴”之说，所否定者是将死难者视为“天谴”之对象，在其看来，所遭“天谴”的对象则是“喧嚣的赤县”。
较之于朱学勤之“天谴说”，网民的反应更是人性的悲悯情怀的自然流露。网民并没有对自然灾难进行任何象征性的解读和诠释。而朱学勤的反应，则显然具有以自然灾害为现实批判之工具的意味。笔者不敢做诛心之论，妄自猜测其“喧嚣的赤县”究竟有何确指，但笔者以为，将其理解为某种“现实”应当是不错的。换句话说，朱学勤在此处对自然灾害解读为某种社会负面现实的象征物，否则其又怎么会将雪灾、车祸、与地震并列（毕竟，就一般认识而言，车祸可谓人为，属于社会范畴，而雪灾和地震则是自然灾害）？又何来“赤县喧嚣该清醒了”一语？显然，朱学勤是通过对自然灾害进行象征性解读，从而赋予其现实批判之意义。我想，恐怕这才是其言论无法被网民接受的根本原因吧？
笔者以为，网民对朱学勤的批判，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以及又是否有理由对自然灾害进行象征性的解读，赋予自然灾害现实批判之意义?
朱学勤此言发表之时间是5月14日，即地震发生第三天，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其时，尚有太多的生命生死未卜，太多的生命挣扎在死亡线上。无论如何，救援都应当是重中之重。而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发言，其潜在的前提自然是欲影响公众，从思想到情感，从认识到行动，那么请问朱学勤，发此现实批判之“天谴说”，又想收何种影响之效果？而那可能的影响于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救援行动又会产生何种影响？难道朱学勤就没考虑过吗？
以笔者个人之感受，那样的时刻，以那样的自然灾害为现实批判的工具，对灾害现实批判之意义化，以及其所反应出的工具理性，是否太过冷漠？也因此，仅从感情而言，就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接受。
从这一意义而言，以笔者的愚见，朱学勤可谓是在一个错误的，至少也是不恰当的时间，发表了错误的，至少也是不恰当的言论。抛开感情的因素，又是否有理由将自然灾害现实批判工具化呢？
笔者以为，赋予自然灾害现实批判之意义，其实是批判者某种个人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诉求。并且希望以自己的情感诉求唤起公众的某种情感认同，并将其引导、转化为公众对现实的批判。从批判的角度而言，如此的批判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
笔者以为，真正深刻的、有力量的批判，首先需要建基于理性思辨的基础，而非情感的基础。感性的批判常常难免会表现为某种激进的行为，并且因其激进而更多了几分现实破坏性，却少了几许建设性。从这个意义而言，赋予自然灾害现实批判之意义就尤为值得商榷。（田继贤原题：赋予自然灾害现实批判之意义值得商榷） (来源：红 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