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乐山上的新家

　　富乐山上的新家

　　“跟北川的人比起来，我们好得很！”张贵英非常开朗豁达，“是啊，就算洪水要来了，政府也让我们事先撤退了，这样，我们起码有个准备”，儿子杜尚波接下母亲的话茬。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2008年5月28日中午2点，42岁的杜尚波准备在绵阳郊外的富乐山后山择一块空地，为他和68岁的母亲张贵英搭建一处简易帐篷。

　　这段时间，从电视上翻腾的各种新闻与政府通告中，他们得知，一旦压在北川县城上端的唐家山堰塞湖发生溃坝，即便是三分之一溃坝，杜尚波所在的位于绵阳市游仙区的家，也将毁于一旦。

　　绵阳市政府的明确通知，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家老小必须随同20万绵阳人一同疏散到绵阳城附近的山上高地。

　　杜尚波在绵阳市建委下面的一个杂志社工作，这天上午，他还要继续上班。显然，他上山择地的时间有些晚了，因为整个富乐山的空地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帐篷。他得见缝插针。

　　一片宽大彩条编织布围住一块空地，组成一个简易厕所，刚刚建，挖了几条土沟便是。杜尚波在厕所前不远处选好了一小块空地。

　　两大块暗红色垫子铺在草地上，他又找了几根竹竿、树枝，用玻璃绳一扎，便是支架，再用蓝黄色编织布往支架上一搭，封住顶。编织布是20元1米，杜尚波买了6米，本来这样的材质，8元1米就可以买到，但是“要用，没有办法”，非常时期，不予计较。他的动作显得很笨拙，显然缺乏搭帐篷的经验。

　　杜尚波将两张单人床往垫子中间一搁，这个简易的篷子就粗略有了大样，也有了内容。好不容易弄妥帖，已花费了他近5个小时。他的杰作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瓜棚，篷布飘拂，内中一切家当，外人一览无余。

　　2008年5月30日，杜尚波的母亲张贵英背着几天的干粮，带着杜尚波12岁的女儿杜佳祝上了富乐山，儿子搭的这个简易篷子非常矮，以致于身材不高的张贵英走进去，还得弯个腰身。

　　“这里离厕所近，上厕所方便；也没有搭成密闭空间，好透气”，杜尚波解释，在母亲张贵英面前，他总是笑容满面，循规蹈矩。

　　跟许多人的简易帐篷相比，他们家的篷子还算简洁，因为张贵英并不主张带上煤气灶和众多锅碗瓢盆等做饭的家伙，她乐观地认为，“就算洪水来了，说不定几个小时也就退了”。

　　跟母亲的想法不一样，杜尚波的担忧是，如果发生洪水，这些从地震“死城”北川县城淌过来的水，可能会很危险，一旦发生这种情形，即使洪水退却，洪水曾经占据的城市也需要进行一系列杀毒防疫工作。

　　太阳直射，篷子里的暑气逼人。张贵英懊恼地发现，最重要的蒲扇忘记带了，于是，她又跟好姐妹、64岁的唐桂珍一起，折回她在游仙区开元小区的家，退休以前，她们俩都曾在青川县盐业公司工作。

　　回家取了一把蒲扇和一袋速食，又买了个手电筒，张贵英和唐桂珍一起往富乐山后山的方向慢慢走。这一天，空气晤热，人潮涌动，人们都搬着铺盖、生活用品和帐篷，或步行，或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开始往山上走。

　　20多分钟后，两位老人终于再次走回了她们的篷子。这几天，她们已经回去拿过好几趟东西，她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有许多要用的东西都忘了带，比如，山里蚊叮虫咬，居然又没拿上目前最急需的蚊香。

　　“这么多人都住在山上，如果有个摄像机就好了，摄下来，作个历史纪念”，张贵英开始感叹，“今年我们绵阳真是多灾多难！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先有地震、又发洪水的事情”。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曾相继发生过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松潘、平武、南坪、文县等县均遭强震破坏。张贵英一家当时在青川县，他们搭过一个防震篷子，住了近两个月，但那次地震震级及其次生灾害都远不如汶川地震剧烈。

　　“跑来跑去，躲不过跟地震和跟地震有关的灾难”，唐桂珍总结。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贵英跌跌撞撞地从家里跑下楼，等她回去一看，煤气灶已经被打烂了，此后的绵阳，一直处在强烈的余震中，跟许多市民一样，张贵英选择在离家不远的三汇绿道上搭建帐篷住，女儿给张贵英把饭送到帐篷里，孙女杜佳祝也一直陪伴她。

　　在外面休息不好，渐渐地，张贵英开始敢到家里吃个饭、再呆一会儿了，在家呆的时间也慢慢地变长了，“昨晚我们还在家里住的”。但是好景不长，这几天，“电视天天放的都是关于洪水的消息，我们开元小区的人都走完了，只有门卫还在”。

　　开元小区居委会干部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张贵英，由于堰塞湖的险情，在5月30日下午7点以前，居民必须全部撤离开元小区，疏散到附近的富乐山上去。

　　张贵英选择了一家人主动搬到山上去。她82岁的老伴瘫痪了，他们有5个孩子，老伴由二女儿照顾，目前已随二女儿一家搬到了绵阳城郊的南山上。

　　下午6：30，杜尚波骑了他的天蓝色自行车回了自己的家中，他家在山下的沈家坝下街，轻车熟路，只要5分钟。这些天来，杜尚波感觉，自己似乎得了“地震综合症”，“根本睡不好，回家总觉得在地震，很恼火”。

　　他很快地冲了个澡，换上一件干净的红色T恤，又用消毒液将家里的地板擦了一遍。他很留恋他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在这里他一住就是10年，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家舒服，“比别墅还好”。这个家，他最舍不得也无法带走的是近万册藏书，其中有许多为收藏本，在过去的许多值得留恋的时光中，它们与他相伴。

　　要出门了，杜尚波将他要带到富乐山上的物品浏览一遍：自己最珍贵的尚未写完的书稿，已经用一个翠绿的塑料袋装好，又用一根解放鞋的鞋带扎紧了，这厚厚的一摞子，是他的宝贝，“比生命还重要”，要抢在洪水来袭之前，拿出来；他最贵的这件咖啡色外套，700多元，“它耐脏，质量好，不容易烂；不知道要在山上呆几天，还是要讲究一下，逃命也要文明的”；常备药、一只手电筒、两床被子跟被套，一条小板凳；当然，烟和酒，一个都不能少。

　　妻子在俄罗斯工作，杜尚波当爹又当妈，必须要背出来的还有，女儿杜佳祝的课本。女儿的作文写得很好，一篇《假如我是老师》，得了满分30分，女儿已经考上了富乐中学，但地震后，教学楼成了危房，现在又有可能发生水灾的危险，孩子们还不能去学校学习，不管了，就在山里先学着吧。

　　杜尚波骑自行车回到了山上，给母亲张贵英带回了这样一个消息，“现在居委会不允许我们回去了，小区的大门也被锁了”。

　　7：40，暮色渐暗，张贵英开始跟唐桂珍在篷子里仅剩的一小块空间里准备再搭一个密闭式的小帐篷，她们从来没试过。两位老人蹲在地上，先用一张塑料纸铺一层，然后像装组合家具一样，渐渐把小帐篷搭起来了，她们又捡了几块砖头把小帐篷固定住，只花了20分钟。

　　小帐篷的空间是密闭的，虽然热点，但看起来似乎能挡蚊子，也显得安全些。这片粗糙的组合场地将是他们4个人未来几天要居住的“家”。

　　儿子杜尚波神情显得有些黯淡，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黄山烟，“这是自然灾害，大家都这样，哪有什么办法？！”

　　渐渐地，张贵英发现了这个临时居所的诸多毛病，她沉下脸，当着儿子的面，一样样数落——怎么会选在这里搭篷子？这里离厕所太近，天气酷热，味道太难闻，“脑壳都晕了”；蚊蝇太多，无法入睡……唐桂珍还补充了两条：还没有看见有人对这个简易厕所进行消毒；晚上没有电，黑灯瞎火，非常不方便。

　　“现在这个山上所有的地方都很挤，先将就着”，杜尚波一一肯定了两位老人提出的诸多意见，只讪讪地应承。

　　“跟北川的人比起来，我们好得很！”张贵英的话锋最终转了，她长相富态，非常开朗豁达，也处处想得开。

　　“是啊，就算洪水要来了，政府也让我们事先撤退了，这样，我们起码有个准备”，儿子杜尚波接下母亲的话茬。

　　夜已经来临了，远处的路灯闪烁着隐约光亮。这光芒，在暗夜里显得柔和而珍贵。

　　一家人准备吃晚餐，这是他们在山上的第一顿饭。晚餐是张贵英中午在家里熬的南瓜稀饭，用保温瓶装好了，背上山，杜尚波拿了一点自己做的香肠，唐桂珍把从青川的危房里“抢救”出来的一些腊肉也带过来。

　　这些食物都堆放在床上，一家人凑头吃。舀稀饭的大勺子忘了拿，也没关系，用碗盛吧。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在阳光下苦笑”，杜尚波嘿嘿地自我调侃，他开了一瓶酒，边喝边宣称，“酒可以杀杀毒，喝一点”，他给母亲张贵英的碗里也倒了一点。张贵英抿了几口，感受到了酒的烈度，咂咂嘴，她的孙女杜佳祝在一旁，腼腆地偷笑。

　　跟所有热情好客的四川人一样，张贵英和她的儿子杜尚波盛情邀请记者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虽然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但我们是市民，还不是灾民呢！”张贵英挽住记者的手，语气相当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