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6月6日电（记者杨金志 徐宜军）在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都江堰市的“幸福家园”安置点，郑孟英穿行于一排排的临时安置房，挨家挨户走访受灾群众，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到省外临时务工。
高温和劳累让汗水浸透了郑孟英的衣背。
郑孟英是地震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临时社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让上千万群众瞬间失去了家园，只能在帐篷和临时安置房里暂居。尽管如此，中国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并未因此消失。
目前，在地震灾区的集中安置点，具有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功能的“临时社区管理委员会”已普遍建立，正在组织动员受灾群众开展互助互救，生产自救，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5月26日，四川省民政厅联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建立临时社区管委会和临时党组织的通知》，要求凡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都要建立临时社区管委会，管委会成员应包括原村（居）组干部、受灾群众代表、机关对口联系工作人员、治安民警等。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三（身加小，读朗）木滚说，四川省各地已设立6000多个安置点，集中安置受灾群众近千万人。安置点的类型主要包括：受灾群众异地汇合而建的安置点；在原建制的村落基础上，就近建立的安置点。
“在第一类安置点内建立基层自治组织尤为关键，”他说，“这种安置点往往规模较大，群众又互不相识，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救灾物资的发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
三（身加小，读朗）木滚说：“由于当前正处于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非常时期，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产生办法是选举和任命相结合，以选举为主，但是任命也要经受灾群众的同意才有效。”
在居住着1000多名受灾群众的“幸福家园”安置点，每间活动板房有一个“室长”；每10室有一个“栋长”；每4栋有一个居民小组长。“室长”“栋长”和居民小组长经受灾群众选举产生后，再选举出临时管理委员会。
而在居住着2000多名受灾群众的北川县擂鼓镇安置点，设立了由原社区干部和受灾群众代表组成的9人管理委员会。
管委会把安置点的300多顶帐篷分为7个片区，每个片区管理40多顶帐篷，每个片区有一名负责人，每个帐篷有一个联络人——“篷长”。
“篷长”多为受灾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专门负责一些临时性事务，例如代领、发放食品等救灾生活物资，还要负责征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对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的管理，遵循了"属地化"的原则。”都江堰市民政局局长赵登强说。
所谓“属地化”，就是指不论受灾群众来自何方，只要他在某个地方安置，这个地方的党政官员就要承担起服务职责。
担任“幸福家园”临时管委会主任的郑孟英是安置点所在地灌口镇的党委副书记。“我的工作准则是，服务好安置点上的受灾群众，保障他们的吃饭、健康、就业、安全。”郑孟英说。
“自治”是地震灾区基层群众组织的“精髓”。成都市武侯区“爱心家园”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置了一个“家庭委员会”，委员们都产生自受灾群众。“家委会”作出的任何举措都很切合受灾群众的心理。
“家庭委员会”委员康定国说，在“家委会”的倡议下，每天三顿饭都是老人和孩子先吃，其他人排队等候，从没有人插队；二楼活动室有电视和电脑，“家委会”每天晚上10点统一关机，防止吵着老弱病残，也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在那些就地安置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原有的基层自治组织更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运转。6月6日上午，在唐家山堰塞湖下游的安县桑枣镇飞龙村，村委会主任张枢全正在紧张地指挥三个村民小组共700多人往附近的蟠龙山上撤离。
“我们能在两个小时内撤离完毕，确保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后不会有一个群众受到洪水威胁。”张枢全说。
张枢全所在的飞龙村原有2317位村民，在地震中遇难12人，村民的房屋几乎都被震塌。“我们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现在全村的小春作物油菜子已经全部收完，水稻插秧也基本完成了，”张枢全说，“10个村民小组中，每个小组都有专人负责防疫工作，每天定时进行消毒两次。”
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映秀镇，镇长蒋青林说：“虽然有的基层工作者遇难了，但是我们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没有被震垮。”映秀镇有7个村委会共26个村民小组，还有1个居委会，地震中一位村民小组长遇难，还有多人受伤。
“我们要求干部不能走，只要还有一位村民在，村干部就不能离开村子。这些基层干部自己也是农民，也是受灾群众，但是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擅离职守。”蒋青林说。
(责任编辑：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