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锦才
在四川震区的每一天，我都在感动和骄傲中度过。新华社记者一直在灾区勇敢地战斗着，他们和军人一样，活跃在灾区最前线，活跃在千千万万受灾群众当中。他们是我心目中最勇敢的人。
“最前线”在召唤着我们 记者的勇敢品质，就意味着时刻听从职业和理想的召唤，在党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奔你的目的地。
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目的地。正是灾区那与世隔绝、音信全断的情况，召唤着新华社记者。
“第一时间”，这新闻界平时说惯了的词汇，成了一条无声的命令。深入骨髓的那种对党的新闻事业的热爱，那种新闻记者职业的本能，从内心召唤着我们的记者，奔向灾区。
下午，李从军社长和何平总编辑来到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调兵遣将，一个个电话打出去，正如发出明确的军令：“克服一切困难，用最大的可能，接近汶川，进入汶川”，四川的刘欣欣、陕西的于绍良、重庆的杨维成等分社社长，和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把自己的一路路记者用最快的速度放出去，从南面、从东面、从北面，几路人马直奔一个地方——汶川。
甘肃分社的王丁，派出副社长王增海带领的记者队伍，直奔省内重灾区文县。陕西的于绍良，当夜到达了宁强重灾区。
同时，12日下午一旦确认了震中是汶川后，许多新华社记者都直奔首都机场，为的是等待最近一个航班飞往成都或者重庆的机票。
彭树杰副总编辑担任新成立的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总指挥，他光在等待航路的飞机上就坐了六个小时，辗转九个小时终于到达。
当地震的前三天，我们甚至不能清楚地统计出精确的在前方的人数，总社和分社明确直接派出的应该是30多人，但是，驻在各省市的新华社分社记者随着一支支救援队、医疗队，不约而同地冲入了灾区前线。最多的时候，我统计出的新华社记者在灾区前线的人数竟 有150多名。
所有的记者都会牢牢地记着战地摄影记者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现场不够近。”
我们的记者努力地进入了各种艰难的现场，结果，我们的图片和文字报道都足够地好：
新华社的记者在震区全面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第一”和“最”的记录：徐壮志，在多次苦苦的等待之后终于挤上进入汶川县城的直升机，于14日10时30分在空中第一个拍下并传回汶川城震后图象，他16日12时30分又乘直升机进入茂县，这时他仍是第一个从茂县发出文图报道的记者。侯大伟、谢佼、李彤、徐博乘冲锋舟渡水后步行于14日16时30分进入震中映秀镇。军事记者李宣良、黄书波也在步行向汶川进发的部队的行列之中，行军12个小时，行程50公里，于14日20时30分到达了映秀镇。陈燮、冯昌勇、刘大江、黄堃、江毅、丛峰5月13日晨进入北川县城。苑坚、刘海、叶建平5月13日凌晨1点进入绵竹。5月14日夜间丛峰、江毅进入了平武。……在当时灾区音讯全无的隔绝状态中，很难知道哪个地区灾情最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记者撒出去，把真实的情况了解到，报告中央，告诉世界。
摄影记者们向人们传出了动人心魄的一个个画面：眼神充满生的渴望的废墟中的学生；露怀给受灾婴儿喂奶的女民警；给丈夫谭千秋擦拭遗体的妻子；紧紧握着废墟中的学生李家庆的手，鼓励他挺住等待救援的美丽天使顾云仙……这些第一个传播出去的画面，扣动着人们的心弦，使这些画面上的人物形象成为我们民族抗灾史上的永久记忆。
我对记者，只要说出一个任务，加上一个“急”字，所有的记者都会条件反射式地迅速转身，像离弦的箭，直奔所说的目标。
我希望云南分社的伍皓来帮我调度前方的记者组，他当时正在云南的文山州采访，下了到昆明的飞机，又转到成都的飞机，正当最大余震袭来的当晚，他来向我报到了。
当得知救灾部队的直升机在映秀镇附近失事的消息，我打开记者分布表，首先看到文字记者南辰、摄影记者王晔彪正在相距最近的都江堰采访有关学校的情况。我希望他们迅速赶往映秀，尽可能接近失事的地点。他们踏上汽车，一个小时后给我报来了消息，说已经与搜寻的民兵营长在赵公山下会合，他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与民兵一起爬山。与此同时，在绵阳、在德阳采访其他灾区情况的记者，纷纷调转车头，方向统一——映秀！
一天中午，于长洪听电视里说有两个矿工困在绵竹清平乡山上已20天的情况，他马上找了记者，叫了汽车，直奔绵竹。听说只能通过广汉机场起飞的直升机才能救出被困人员，他们的汽车又迅速调头，等待随飞机进入的机会……经过两天盯守，最后他们终于获得了独家、首发的矿工获救的消息。
记者偏爱使用军事术语。当第一批到达灾区的新华社记者进入震区一个个无外界救援者进入的县级单位、攻克一个个“盲区”“盲点”后，第二批到达的记者则很自然地把最偏僻的乡镇和村庄当作救灾的“最前线”。灾区的乡乡镇镇，都见得到我们的新华社记者。摄影记者曾毅、李健从成都出发，经由雅安-宝兴-小金，翻越海拔4000余米的夹金山和梦笔山，进入阿坝州首府马尔康，随后经理县前往汶川县城，当晚露宿汶川街头，再沿国道317线前往映秀方向，抵达公路中断点羊店乡，拍摄到救援的铁军战士徒步穿越大滑坡地段进入被困乡村的照片后，又沿国道213线抵达松潘，从川主寺镇翻越岷山，经平武抵达绵阳，途中拍摄了平武县遭破坏最严重的南坝镇的情景。这样的日程，典型地代表了记者往最前线深入的路线。浙江分社记者黄深钢则以另一种方式进入灾区最前线——在前期较少受关注但灾情同样惨重的平武县及南坝镇，他整整坚守了14天，发回近300张照片，30多条内参、公开文字稿件，《亟需将受灾群众绝望情绪转化为重建热情》《站在受灾群众视角去执行救灾任务》《一名受灾群众的背篓》等稿件虽平淡，但都是对最基层群众的声音的记录。
考验艰苦生存的底线 记者的勇敢，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的是在最艰苦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体能。
到了灾区的废墟上，感觉到在城市里的一切习惯都成了“奢侈”。
在出发前，记者领到的是透水后很快就能晾干的冲锋衣、压缩饼干、瓶装水，还有一个能把电脑、海事卫星、各种电池等一切都装进去的双肩可背的大背包。一切的装备都在提示着：必须做好自我生存的一切准备。
到了灾区，用的、吃的、喝的，都没有了销售。钱真的成了一张纸。几天没有热水喝，方便面只能干咬。在理县坚持了八天的女记者茆琛，有一次跟我说，她在理县连续几天没有吃到过热的东西，有一天县委宣传部同志做了一锅饭给他们吃，刚刚端起饭碗，余震来了，大家扔下碗就跑。后来两天里，一想起这碗饭，就忍不住地哭。
因为是在灾区，放弃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习惯，大家都觉得是太自然了。
黄深钢一个人到了灾区就跟医疗队去了西北面的平武，十几天下来，回到成都的第一顿饭，是在分社食堂吃的最简单不过的几个家常炒菜和米饭、粥、饺子、面条，他说：这样的伙食真好吃呵！
到灾区的记者，都很年轻。特别是第二批到达灾区的记者们,“70后”和“80后”居多。他们的发型很时尚，小男孩的头发往往是朝天竖着，我叫不出这种发型的准确名称；但从灾区归来，大家都是同样的灰蒙蒙、乱篷篷的头发。没有人再讲衣服的牌子，在灾区，最时尚的是一身军队的迷彩服。
江西分社的宋振平说，他随驻赣的武警水电二总队增援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百余名官兵进川，驻扎在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的军营临时帐篷里采访。他跟着武警官兵冒着余震和塌方的危险，在雨中翻山越岭，住在稻田里搭建的军营临时帐篷里，和战士一起挤铺位，没有电灯，两人合盖一床被子……最缺的是水，于是，每天与战士一样只有两瓶纯净水限量供给，洗脸、漱口就全免了。
我们的记者冯冰、才扬跟随水电部队夜间徒步挺进唐家山时，历经了六七个小时的攀悬崖、走峭壁，终于成为最早进入抢险现场的新闻记者。5月25日下午，在空中通道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况下，武警水电部队派出500名官兵连夜徒步挺进唐家山。这两名记者跟随部队徒步进入。北川县任家坪是部队徒步行军的起点。这里与唐家山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却隔着重重大山。他们走上的山路，其实只是一条羊肠小路，有的路段坡度达70度以上，只能手脚并用，拽着旁边的树枝和灌木往上攀。地震和降雨，使山体非常疏松，每一脚都要踩得实实在在，还要时刻留意横生的根杈。身上的背包愈发沉重，坠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倾斜。记者们把背包里能扔的东西全都扔掉，只留下发稿设备和几瓶水。天黑之后，他们靠着手电照明，一边寻找先遣队留下的路标，一边摸索着前进。漆黑当中，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一脚踩空，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他们体力透支，浑身酸痛，两个腿肚子抽筋，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一样，只剩下呼吸的力气，常常忍不住打瞌睡，大家相互提醒，以防一不留神滚下山去。翻过两座大山后，来到全程的制高点，进入了非常危险的下山的行军。这一夜，他们和部队一起，在先导部队留下的小帐篷过夜，忍受着又潮又冷的山风，在半睡半醒之间熬到天亮。第二天早上6点，蒙蒙雾气中又开始下山。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陡，两旁全是茂密的竹林，路上非常湿滑，必须拽着路旁的竹枝，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走到半山腰，茂竹修林没有了，全是塌方的山体，无路可走，只能蹲下来，双手双脚撑地，靠着重力滑下去。这个过程中要非常注意把握好方向和速度，否则就一个跟头栽下山去。
冯冰、才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在搜寻失事直升机的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南辰、王晔彪、朱铮、岳月伟等等和战士、民兵一起爬山，在那险峻的大山中爬上一天，常常感受到快虚脱的滋味。
郭威、伍皓、姚润丰、袁震宇，都是踏上唐家山堰坝并在坝上过夜的记者。他们坐直升机到达堰顶，跟抢险官兵们一起挤帐篷、啃干粮，忍受寒风和蚊虫叮咬都已是无暇顾及的小小不适；其实，最大的危险，仍是生命的威胁。这样的堰坝，与平常我们所见过的水泥坝完全不同，坝基是山体崩塌后滚入江中，山石和泥土松散地推积，随时可能坍塌。而国内部记者郭威在施工人员都已撤退后，还和留守监测人员一起挤着度过了最后的一夜。
正是在最宝贵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往往能够忽略平时难以忍受的各种不适。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自己心中的新闻理想，连生命都必须置之度外，这正是新华社记者这一神圣岗位的必须的付出。
永远与最基层群众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的勇敢的品格，意味着要联系最广大、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产生出最实事求是的理性观察和思考。
在废墟上，和灾民一起同声哭泣的时刻，新华社记者还多出一层责任，就是从党和国家大局的高度，看透这些事实，找出必须向中央反映的情况。
巨大的灾难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安排，党和政府迅速地组织了灾民的安置。在一个以“临时安置”为特点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又会再发生什么？
我们首先必须牢记的，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空间，一切都要以受灾群众为本。
记者的泪水伴随着忧心。
一双双红肿着的眼，一支支思考着的笔。
地震初期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救援上，搜寻救人工作基本结束后，抗震救灾进入以灾民安置、救灾物资发放为重点的新阶段。关于救灾物资发放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容易成为受灾群众的质疑的重点，由此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的记者分头深入各重灾地区，倾听最基层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把从各处了解到的事实汇集起来，再分析出趋势性的判断，本是一件需要认真安静思索的高难度工作。我们每天都要研判到深夜。每当研判思路不清楚之时，无论多晚，我总要拨通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社抗震救灾报道领导小组组长周树春同志的电话，他不管多晚也都在办公室，许多难以廓清的问题，经树春同志点拨，思路清晰了，记者的采访材料哪些需要报送，哪些转送省主要领导了解，如何体现内参报道促进加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的建设性作用，就清晰了。我们在灾区所做的一切，所吃的苦、所受的累，换来的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在国务院总指挥部关于处理遇难学生善后工作的有关通知中，在民政部6月1日颁布《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生活类物资分配办法》中，含有我们的记者的辛勤的采访和判断。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整天接触的是受灾群众，有一度较难采访到各级干部。一位地级干部终于对记者发火了：“你们为什么总是采访灾民，为什么不采访我们干部？你们反映问题会片面的。”我们的记者回答他：“我们怎么会不采访干部呢？我们在基层发掘了多少一心组织援救群众的好干部的典型！约你多少次了，这次要不是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来，也照样见不到你。”听到记者谈到的这一情况，我们指挥部里几个同志都拍案大怒。邹陈东不愧为快手，半个小时写出一篇“新华时评”《危急时刻更需要干部到群众中去》，讴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带领群众顽强拼搏的先进感人事迹，同时，针对个别干部关于“只找受灾群众、不找干部”的抱怨，鲜明地提出：“如果我们的干部总是与群众在一起，记者肯定也会找得到他们了解情况。只有真正把群众放在心里，才会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时刻和群众在一起。这次地震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1400多万受灾群众需要安置，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干部去了解和帮助。在关键时刻，党员和干部要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才能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亟须解决的问题。当前余震不断，严防疫情和次生灾害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受灾群众更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他们在一起，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鼓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重建美好家园。我们的领导干部危难时刻能与群众在一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也会和群众在一起，携手建设美好的明天。”这是对大量在灾区奋战的干部的讴歌，也是发自记者内心的期望。
当然，这更是我们新华社记者的自勉和共勉。
付出汗水、泪水、心血，但不要付出生命 为了职业和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付出生命。但是，勇敢并不是无谓的冒险。我们力求以勇敢的精神，科学的调度，完成我们的任务。
女记者朱玉说，当记者这么多年，见惯了灾难中的一切令人痛苦的场面，就会勇敢地去面对各种灾难现场。
我们勇敢地面对灾难现场，目的是不想再发生这一个个灾难。
我们向最艰苦的地方，派出了一个个勇敢的记者，我们希望他们付出汗水、付出泪水、付出心血，但是，绝对不能失去生命。
我们的记者越是勇敢，我们的领导越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
地震刚刚发生的那几天，我们有十几路记者，奔赴灾区一线，李从军社长说，想到外出的记者的安危，他的心每天都是悬着的。何平总编辑接报每一个坏天气或者余震的信息，总是要我们给一线记者一一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确认平安。当听到记者李志晖在理县路上遭遇车祸的消息，从军、何平同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给记者。当一天晚上听说汛情可能导致溃坝的消息，从军、何平同志要我们一个个联系上前方的记者。在那几天，常常有不好的消息传来，记者陈建力找不到了，记者江宏景找不到了，使大家的心都揪紧了。当终于从手机里传来江宏景的声音时，何平同志露出了已经多日没有的笑容；我按照何平同志要求，赶快向从军同志报告，听到了他一声放心的叹声。当记者肖林、茆琛、崔峰、陈建力和驾驶员王天智等五人在理县困守八天出不来的消息传来，从军、何平同志比谁都着急，一面给军分社下命令协调飞机，同时自己要与军队联系直升机；当天下午，终于被飞机接出来的记者，在电话里听到从军、何平的声音，激动得放声大哭。
这种挂念和关切，当我带队进入灾区的时候，终于尝到了。我出发的时候，我安排记者的采访车时，周树春副社长给我讲的最多是安全、安全、再安全；彭树杰总指挥给我交接工作的时候，反复叮咛的还是安全、安全、再安全的交代。他在前方指挥采访的时候，记者遇到过余震、遇到过滑坡、遇到过大雨、遇到过车祸，但十多天一个不少地回来了。我接手后，整天处于内心的矛盾之中，我们报道组要完成总社交待的任务，要理解记者像战士一样急于奔赴前线的使命；而记者每天奔波在灾区各乡村，哪天都是在余震、滑坡、风雨和直升机的冒险飞行中度过。步子稍一滑，可能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沟；一抬头，可能就是桌面大的巨石。我要反复看公路地图的距离，要听到省交通厅的最新信息，但是，仍然只有重复一次次的冒险派出单。
这十几天里，余震已经惊动不了我的睡眠，但我仍然要一次次醒来，每次醒来往往是被虚幻中的坏消息惊醒。
我们一听刮风的消息，一听指挥部发布的避险公告，都是一阵莫名的心惊。因为我们这种职业注定没有退路：灾民往外出来躲避的时候，却正是我们必须冲进去的时候。大风刮起的时候，我们只能提醒记者在外露宿时注意把帐篷扎紧一些。我们的短信提醒，每天都充斥着这些令人提心吊胆的内容。
但是，我们的记者所牢记的，却是关于喉舌和耳目的责任，想的一切都是要发稿。军分社年轻的记者黄书波徒步进入映秀，双腿受伤化脓，可他事后却说，在映秀最难的不是伤口化脓，也不是缺吃少喝，而是缺电，没电就不能发稿！在徒步行军时，与干粮一起背在身上的，是海事卫星。路上，实在背不动了，把干粮都扔掉了，但海事卫星却牢牢地背在包里。我们终于以目前国内新闻界最具实力的通信装备，完成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我在前线的每一天，都要接到一个个要求来到灾区的电话和短信。我是拒绝多于允诺，许多拒绝，连我自己都感到了太不近情理。
江西分社的林艳兴已是第三次要求进入川西震区采访。我仍不同意，原因是他们分社已有一名音像记者列入名单，但他搬出了种种理由要说服我：机票买了退、退了买，已经两次了；自己曾是报道地震的老记者；他是5月12日就报名的记者，没有住宿的地方他可以自己去街上住……种种理由，最后，终于说得我不能不同意他的请求。
吉林分社的王昊飞同志，一个才入社两年的同志。我知道要伤你的心了，但是我仍然坚持签发了限制没有5年以上采编经历的同志来灾区的“紧急通知”。因为，我见到了山坡未断的树杈上还夹着篮球那么大的石头，随时会滚下山边的公路。我实在不敢让一个年龄上还算是儿辈的“80后”记者到灾区尝试如此艰难的采访。我们希望，年轻的记者平时在较小的灾难报道中磨炼得更有经验一些。今后，需要你们前往的艰难的采访任务，还会很多、很多。
我要对更多的还没有机会进入灾区采访的王昊飞们说：新华社马上组建的应急报道组需要你们，需要你们的勇敢，需要你们的才干，需要你们的一切！（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