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凯
灾区重建不会拉动中国经济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和去年中央经济会议召开时一样，仍然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问题，这并没有因为地震的发生而改变，因此我们的宏观政策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随着汶川地震的震后救援逐步进入尾声，灾后重建拉开帷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场地震和规模浩大的灾后重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宏观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来应对？
笔者这里想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地震和灾后重建对中国的短期宏观经济走势不会有显著的影响，中央需要继续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存量和流量
一个必须首先厘清的概念是，我所说的对中国短期宏观经济走势不会有显著的影响，是说地震对于今年或者明年中国的就业、产出、投资和消费这些宏观变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说的是流量。这绝对不能被理解为地震没有造成大的经济后果。
地震毫无疑问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灾区的工厂、楼房、道路和各种设施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经济建设和积累的结果，是存量。这就好比一个人丢了钱包，丢钱包这件事情当然是经济损失，但丢钱包未必会影响这个人挣钱的能力。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说，特别是货币政策，很多时候要关注的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为流量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而存量则是已经发生过的。
不过从老百姓的角度说，存量经常会比流量更为重要，很多人的积蓄和财产在地震中毁于一旦，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对一个家庭而言，这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家庭的悲剧很可能会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无法得到体现，但这绝不意味他们就不需要关注。相反，他们需要特别的关注。
局部和宏观
另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是局部和宏观的区别。地震和灾后重建，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有些地区，有些产业，有些人群很可能会因为灾后重建而得益，而另一些地区，产业和人群则可能会因此而受损。
可以想象，灾后重建的巨大投入，会对建材业和建筑业有拉动作用，可能在短期会吸收大量外出打工的四川劳动力回流从事重建，从而对沿海一些劳动力缺乏的省份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局部的影响，对于具体的人和企业而言会是巨大的。
但从宏观看，也是本文要论证的，这些局部影响的加总却未必是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原本在沿海地区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都到四川参与重建，其结果会是沿海的建筑业冷了下来，而四川的建筑业却热了起来，但从全国的角度看，这一正一反却正好抵消，所以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供给派和需求派
在关于地震和灾后重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讨论中，其实存在两种相当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以国家发改委为代表的供给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日前就曾表示“此次地震主要是川北地区受灾，虽然也会对整个四川构成相当的影响，但四川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概是4%左右，重灾区所占比重大概只占千分之几，所以这次灾害会对全国GDP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影响有限”。这就好比把中国想成一个大工厂，有上千台机器在运转，如果几台或者十几台机器出了一点故障，不会对整个工厂的产量造成大的影响。这是完全站在生产或者供给的角度来说的。
另外一派则是需求派。这一派认为，灾后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无论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政府的，从而可以拉动需求，进而在短期对宏观经济还能有一定拉动作用。
这种观点有时候被称作“破窗理论”——这是一个源自19世纪法国学者巴斯夏的故事：一个小孩打破了商店的窗户，商店的老板就要去买玻璃，这样玻璃店的人就有活干了；玻璃店的人又需要买面包，这样面包店人就也有活干了；如此往复，打碎了一块玻璃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从而坏事变成了好事。
“破窗理论”其实只是一个故事，但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开出经济药方却和“破窗理论”相当形似。 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哪怕用于无用之处，也可以用来拉动需求从而拉动经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使用的也是凯恩斯的药方。
乍一听来，供给派和需求派都不无道理。但这里不可能有两个正确的答案，因此这就需要仔细地看一下这些理论什么时候适用以及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巴斯夏自己就论证“破窗理论”其实是个“谬误”。为什么呢？我们只看到了打碎玻璃可以创造就业，却没有看到同样的钱如果不用来配玻璃而花在别的地方，一样可以创造就业。
放到灾区重建的问题上，这件事情就变成了：花在重建上的钱究竟是不是闲置资源？如果不是，那么灾区重建拉动经济的说法其实是忽略了这些资源原本可以在别的地方一样创造价值。
灾区重建的规模，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大概需要几百亿到上千亿之巨。这些钱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巨资如果花在了灾区，就不可能被花在别的地方。给定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很难让人相信这几百亿到上千亿的资金全是闲置资金，不能在别的地方一样创造价值。
因此，重建的大笔资金投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原本可以花在别的地方的钱用在了灾区头上。虽然这样花钱也许是把钱花在了最需要的地方，但宏观地说这样对于需求的拉动作用却是相当有限，甚至是完全没有的。我们不能只看到灾区重建“增加”的需求，而看不到别的地方减少的需求。事实上，事情还不止于此。
通货膨胀和供给瓶颈
2007年至今，中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十几年来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时期：高增长伴随着高通胀，这是自1994年经济软着陆以来前所未有的状况。过去十几年，无论我们的增速是高是低，我们都享受着低通胀，有时甚至是通货紧缩的待遇。高增长和高通胀的事实反映出了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格局的变化。
这里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增长意味着我们生产的东西多了，通胀则意味东西变贵了。如果东西生产得多了，价格还变高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需求上升得更快。所以，即使生产出来了更多的东西，供给的增加还是赶不上需求的增加，于是只能涨价。
至于需求增长过快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货币政策太松，货币供应增长过快，这些增加的货币通过各种方式变成了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了需求，这也是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原因所在。
高增长和高通胀意味着在地震之前我国是处于一种总需求旺盛的状态之中。如果有瓶颈，瓶颈也是在供给面。看清楚这个大背景相当重要，这个大背景就意味着需求派所依赖的凯恩斯理论成立的前提都不存在。凯恩斯理论的前提是有过剩的生产能力而总需求不足，这时像灾后重建这样的大规模支出也许可以帮助消化过剩的产能从而拉动经济。
前面我已经解释了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中为什么灾后重建未必能增加需求。即便能，这种增加的需求也只是加大供需的不平衡，增加通胀的压力，而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拉动作用。给定央行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遏制通胀，灾后重建对经济的任何影响，都会自动被央行的紧缩政策对冲掉。你最后看到的只会是投资向灾区的倾斜，而全国的投资总额却会保持相对稳定。
总而言之，灾区重建不会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拉动作用。而给定灾区在全国经济中相对小的比例，这场地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正如发改委所说会非常有限。
我们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和去年中央经济会议召开时一样，仍然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问题，这并没有因为地震的发生而改变，因此我们的宏观政策也不应因为地震而改变，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