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的红旗在灾区随处可见(张雷/摄)
编者按 唐山，汶川，这两个相隔数千里的地方，因为都遭遇了毁灭性的特大地震灾害，而勾起人们沉痛的记忆,引发了深沉的思考。
这两次大地震间隔32年，相同之处是中国人民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与灾难展开顽强搏斗，最终重新站立起来。而不同之处则是，30年的改革开放，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又积极的变化，中国抗击灾难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政府的应急管理、灾难救助、信息传播等能力大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这些让我们在灾难面前，更有底气地喊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呈现出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特殊检阅，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力量，喻示着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确定震中—— 从搜寻大半天到8分钟锁定 2008年5月12日下午，云南昆明。
刚出差到这里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突然收到了一条地震台网传来的手机短信：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顿时，他的心中狠狠地震动了一下，惊愕、悲痛……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地震后10分钟，我就收到了确切的消息，立马收拾行李赶回北京参加会商。”在大地震发生半个多月后，孙士鋐终于有时间平静地对记者讲述起当时的经历。
5月12日14时28分，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3.4度的四川汶川县，一个少为人知的西南山区小城，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地震。瞬间，地裂山崩，大自然露出了它最狰狞的一面。
强大的地震波，迅速向四周扩散。
距汶川15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震感也较明显，一些高层建筑物轻微地摇晃了几下。位于北京三里河一条不起眼街道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14时36分测得地震震中位于四川汶川县，震级为7.8级(这一数据在后来被修订为8.0级)。很快，按照规定的流程，地震速报送到了国务院。
“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确定了地震的震中位置和震级，这为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相关的应急机制和救援工作，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启动。”孙士鋐说，这与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确定震中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惨烈的7.8级大地震，把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夷为平地，在20世纪中国灾难史上留下了极为悲痛的一笔。
当时，孙士鋐是位于北京密云水库附近一个地震台的预报员。“由于唐山大地震震级太高，我所在的地震台测震仪记录出格，失灵了，记录的波形乱七八糟的，北京其它几个地震台情况也都差不多。所以，国家地震局一时很难确定何处是震中，也说不清震级有多大。”孙士鋐回忆说，当中央领导焦急地把电话打到国家地震局询问情况时，专家们只能回答说“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大概在北京附近”。
“不清楚受灾地点，不知道受灾程度，就无法明确救援方向，也无法确定投入多少救援人员和物资！无奈之下，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了。”孙士鋐告诉记者，当天凌晨5点，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国家地震局派出四路人马，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红色救护车正风驰电掣般地从唐山向北京方向驶去。车上坐着的，正是开滦唐山矿的几名干部、工人：李玉林、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他们急着去给党中央、国务院报信。那可真是十万火急啊！救援大军早一点过来，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人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等走到河北蓟县，他们遇见了前来寻找震中的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简短的交流后，袁庆武跟国家地震局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局一名姓卞的干部则随同李玉林他们继续往北京赶。进了北京城，不管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车子径直朝着中南海驶去。
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车子被拦住了。李玉林他们被领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了唐山地震情况。当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但灾情具体程度还不是很清楚。见到中央领导，李玉林第一句话就是：“首长啊，唐山全平啦！”那时，大概是早上8点多，离大地震发生已有5个小时了。
孙士鋐说，唐山大地震时，全国只有一个北京地震台网；现在全国各个省都有数字地震台网，还有国家中心，数据在网络上传递、共享。正是有了这么一个网络，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在几分钟内就确定了震中和震级。
应急能力—— 从“有些仓促”到从容应对 汶川殇，世人皆痛。而中国在悲痛中的坚强，则让世人瞩目。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成为很多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他们惊讶于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之敏捷，行动之快速，部署之周详。
5月12日下午，刚一获得地震消息，胡锦涛总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并于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决定成立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抗震救灾工作从第一时间起就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展开。震后四个多小时，温家宝总理就出现在灾区，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各地的应急机制，也高速运转起来。
“唐山地震后，我们也是举全国之力去救援，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可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我国还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概念，那次抗震救灾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临时搭班子，现抽调人员，现筹措物资，现组织运力，难免匆忙、混乱，影响效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研究的专家彭宗超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加强了对各类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日渐完善。
“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后，我国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快。这之前，国家的各项应急措施还呈现部门应急的特点。"非典"告诉我们，突发公共事件不是单独一个部门可以应对和解决的。于是，国家的应急机制建设逐渐走向联合，各个机构的职责权限开始清晰，协调应对成为危机处理的一个关键内容。”彭宗超说，这一点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看，救人、防疫、物资调配、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做得井然有序。”
除了制度上的保障，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也让我们有底气从容应对这次地震灾害。
从国家财政层面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当晚，中央财政就向四川紧急下拨救灾资金7亿元，此后这一数字持续增加，截至6月10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4.58亿元。国务院还决定，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
从社会财富层面看，截至6月10日12时，全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444.32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捐款捐物突破百亿元，这是第一次。
灾情信息—— 从“国家秘密”到公开透明 这些天，张广有老人心情很复杂。有些记忆原本是已经沉寂了的，现在却如沉睡的火山突然爆发了，喷涌而出。
“电视上的那些画面和我当年在唐山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位《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抗震救灾的报道时，残存的记忆把他拉回到32年前那惨不忍睹的唐山废墟。
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3个多小时后，张广有就急匆匆地从北京出发前往唐山，成为首批到达唐山灾区的新华社记者中的一员。作为一名老新闻人，对比两次抗震救灾，张广有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次灾情的信息透明度是前所未有的：汶川大地震后不到半小时，新华社就发了灾情信息；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的节目播放，24小时滚动直播汶川地震最新情况，受灾群众的悲伤表情、瓦砾遍地的废墟画面，在电视上不断出现；互联网上，中央人民政府网等权威媒体实时提供信息，包括最新的伤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召开多场新闻发布会，如实通报抗震救灾最新情况；地震发生3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难总人数的估计数字”，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这时，地震已经过去3年了。”张广有老人说，唐山地震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张广有现场采写的很多报道，除一小部分公开发表外，多数被封存起来。他的一篇唐山地震见闻，在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才在《农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目叫《抹不掉的记忆——唐山地震当天见闻》。
这一点，同样亲历过唐山抗震救灾的作家钱钢也深有感触。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这位《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的人员伤亡情况，都是秘密。地震现场不让随便拍照。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照片，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而是科学工作者后来去考察时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而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这次汶川地震后，深入灾区一线的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采访中没有什么限制，如实地报道了灾区受灾情况。他们的齐全装备，比如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海事卫星等，也让张广有很是羡慕。“唐山大地震那会，发报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只能靠电话。地震当天，我好不容易从军队在唐山机场的临时救灾指挥部里找到全唐山唯一一部联通北京的电话，在征得部队领导的同意后，我从笔记本上扯下几片纸，坐在地上就开始写稿，然后再打电话发稿。”张广有说。
32年过去了，同样的大地震，不一样的灾情处理方式。
“及时公开灾情，不仅有助于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防止谣言四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家对灾难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大家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信息透明，体现了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和执政理念的进步。
国际救援—— 从拒之门外到欢迎合作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援助，采取了一种开放和欢迎的态度，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纳国际专业救援队。
大地震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迅速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物资、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对此，5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对国际社会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
两天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考虑到邻近和快捷的原则，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国政府派遣专业救援人员赴四川地震灾区协助救援行动。
一个崛起的中国，正以一种自信的心态，去面对国际间的合作。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款物，以及救援队、医疗队，为中国的抗震救灾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不少中国人于是有了这样的感受：在灾难面前，我们并不孤单，整个世界与我们同在！而当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年代的特殊性，对于国际社会的援助，我们拒之于门外。
当时，美国、英国、日本和联合国等都关切中国的灾情，表示愿意提供援助。震后第3天，即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宫泽喜一外相的建议，准备援助中国。宫泽外相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药品、衣物、帐篷等救灾物资。当天，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态，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对此，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曾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报道的徐学江感触很多：“抗击大的自然灾害，主要立足于国内，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是对的，但这不应跟接受外部捐助支援对立起来。不接受外部支援，反而伤了人家的感情，落得人家抱怨，效果很不好。”
“从32年前的拒绝，到现在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它说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中国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宽广的胸怀与眼光面对全世界，不再讳言灾难，同时坦诚接受全世界伸出的援助之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
彭宗超说，在抗震救灾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表明中国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也有利于我们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为我们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民间志愿者—— 从有心无力到积极参与 张华强是四川江油的一名支教者，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
那天下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做了一个决定：开车去重灾区救援！具体去哪儿，他一时也没想好。行车靠近北川的地方时，跑出来的受灾群众对他说，北川已经不在了，真惨啊！张华强想，既然北川受灾这么严重，就去那里。当天晚上，他抵达目的地。
当时，北川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大规模的救援队伍尚未赶到。张华强就和其他搜救者用竹棒子敲打那些废墟上的瓦砾碎片，希望下面的人能听见。他还与众不同地带了一部小相机，为的是找到幸存者的位置后登记，让大部队进来抢救。5月13日这一天，他和伙伴们救出了10来个人，又拿相机拍到了6个自己无法救援的幸存者的位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先后有近20万志愿者像张华强一样，自发地赶往灾区参与救援。他们有的开着私家车，有的自费买机票飞赴灾区，搜救人员、转移物资、心理援助……他们用自己所能，给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和力量。《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袁越，在四川绵竹汉旺镇“救援物资调配中心”附近采访时，看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的车辆排成长队等待卸货，而仓库里已经堆满了他们运来的各种物资。见此情景，这位记者感慨万千：“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是这次地震和唐山地震最大的不同。那时，肯定也有无数好心人，但没有能力前往唐山抗震救灾。32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先富起来的老百姓终于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说，政府是通往灾区的大路，那么这些志愿者就是小路，他们主动靠上去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位经历过唐山地震的老人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很关心灾区群众，可是对准确的灾情无从知晓，大家又都比较穷，去灾区救援确实是有心无力的一件事。再说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厚，人员是不能随便流动的，各有各的工作，不能够随意离开工作的地方，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还要开个介绍信。
如今，30年改革开放，那些不合时宜的制度障碍已不复存在，人们在物质上更为富裕了，既有热心，又有这个经济实力去帮助灾区人民。这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标记。(杨祖荣 骆宏望)
发展档案 1995年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防治自然灾害工作的法律。
200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办公厅成立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开始了全国应急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从2004年开始，民政部建立的救灾预案规定了不同灾情条件下的四级响应机制，形成了非常具体的工作制度。
2005年1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年末成立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目前，全国共制订各级各类应急预案130多万件，基本覆盖了各地常见的各类突发事件。
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标志着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化程度水平提高，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与披露，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有明确要求。 (来源：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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