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受其波及，甘肃陇南、甘南等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地震灾害。
新华社甘肃分社在第一时间就派出两路记者，连夜奔赴灾区。此后的10几天间，10余名记者迎着纷纷外撤的人群，顽强地向一个个重灾区挺进。
在有的偏远山村，他们是受灾群众盼来的第一批“公家人”。
最险的是路，每个人都遭遇了“命悬一线”的经历 陇南山大沟深，公路多绕山崖开凿，一边是陡峭的石壁，一边是湍急的江水，弯多、弯窄、弯急，平时就经常因泥石流、滑坡而中断，到了雨季，分社记者和司机一提起到陇南，都会“谈路色变”。
强烈地震使陇南境内的众多公路阻断，即便临时被抢通，也经常因余震、雨水引发泥石流、滑坡而中断，要进入重灾区，就要不断突破这些“天险”。
灾区归来的记者，最感激的人是司机。司机个个都赢得了“神脚”的称号。因为每一位在灾区采访的记者都有过“命悬一线”的经历，多亏了司机在关键时刻的临危一脚，才化险为痍。
记者朱国亮、聂建江在灾区采访的第一个村庄是舟曲县江盘乡云台村，前往云台村的道路非常险峻，一面是随时有可能滑坡、滚石的陡峭山体，一面则是万丈深渊，且路面非常窄、弯道多，车子靠近悬崖边的车轮几乎一半悬在空中。在一处塌陷的路面上，车子的一个后轮几乎完全脱离路面，有往下坠之势，所幸司机没有松油门。返回时，聂建江坐在了靠悬崖边的车位上，他不敢侧身往路边看，因为侧面压根就看不到路面，车辆仿佛在高空行驶。
朱国亮灾区采访归来，写了一篇手记，题目是《不走走灾区的路，不知道救灾有多难》，而作为后方一名编辑，我想说的是，不走走灾区的路，同样不知道抗震报道有多难！
最缺的是觉，每一夜都无法设想会是怎样入眠 地震灾区最醒目的特征就是那形形色色的帐篷，在大批救灾帐篷运抵之前，牛毛毡、毛毯、塑料彩条布，甚至破衣烂衫都成了帐篷的原料。有的群众干脆居住在养殖食用菌的塑料大棚里。这些帐篷自然也成为忙碌一天的记者们的栖身之处。记者谭飞说，帐篷前面是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的马路，后面臭水沟里的青蛙、蛤蟆彻夜叫唤，即使很累，也难以入睡。在地震灾区最缺的是觉。
记者张锰说，在灾区，每一夜都无法设想会是怎样入眠。当他和王艳明、韩传号、武斌率先进入重灾区碧口镇时，连顶帐篷都没有，只好从宾馆租来被褥在街头打地铺，深夜，他们被余震惊醒，索性望着夜空数星星，早上六点，便爬起来在江堤上开始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采访。
帐篷生活并不浪漫，司机小薛腰椎尖盘突出，开了一天车，在潮湿的地面上无法入睡，只好拿了几个沙发垫子铺在地上。年过半百的副社长王增海的帐篷支在行军床上，已经算是最高享受了。有的记者受不了帐篷里闷、热、潮、臭，躺一会，就出去透个气，然后又钻进帐篷憋一会，有的干脆在白龙江边转悠一晚。
一天，实在无法忍受帐篷生活，几个记者举手表决，决定搬进“不提供任何服务”的宾馆里住。可刚进房间，一次余震又把他们赶回了帐篷。
住宿还可以在帐篷里凑活，可写稿、发稿需要电源，只能在室内，于是朱国亮、聂建江有了在布满裂缝的镇政府里发稿时遭遇余震的经历。
最累的是心，两难心境折磨着每一个人 进入陇南地震灾区，满目都是倒塌的房屋、损毁的道路、砸烂的汽车，余震袭来时，地动山摇，大自然发出撕裂般的呼啸。在这样的环境下，前方记者虽然吃不好，睡不好，但感到最累的还是心。
他们一会因为塌方阻断山路无法到达灾区现场心急如焚；一会因为线路问题，后方催了又催的急稿发不出去跺脚转圈；在前方指挥的分社副社长王增海虽然看着部下一个个面无血色，蓬头垢面，双眼浮肿，感到心疼和担心，但又不得不为了完成新的任务而将他们狠心地派往更艰苦的地方。
心累的不仅是前方将士，还有在后方指挥的分社社长王丁和总编室的值班同志，这时，安全和报道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担忧记者的安危，一方面又为收不到前方的稿件而焦急；一方面要求记者千方百计进入重灾区，一方面又担心余震和泥石流、滑坡给记者带来威胁。为了等待前方记者的消息，分社领导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仍在持机守侯。
同样，前方记者的安危牵动着总社领导的心，在余震、强降雨和汛情灾害来临时，总社一遍又一遍地来电话，催问前方每一个人员的行踪。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身处极端危险、艰苦、困难的环境，承受着履行职责的巨大心理压力，但前方的记者说起灾区的经历，却那么简单朴实。
摄影记者韩传号说：“对摄影记者而言，灾难发生了就必须到前线”。音像记者王志恒说：“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们去是正常的，不去是不正常的。”但通过这次灾区体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对“新华社记者”这个称号的认识更深刻了。
眼下，抗震救灾仍处于关键时期，回到兰州稍事休整的新华人已经陆续再赴灾区，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当人们在为四川、汶川呼喊“加油”的时候，让我们也由衷地呼喊：“地震灾区的新华人，加油！”（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 陈俊）
(责任编辑：张庆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