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西藏的人权巨变

　　新华网消息 西藏发生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后，中央电视台以《西藏往事》专栏形式，播发了当年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记者拍摄的，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制度下农奴的非人生活情景，许多人看了感到震惊。和现在西藏农民自由富足的生活对比起来，对人们认识达赖集团搞破坏、分裂活动的反动实质，很有帮助。在那些悲惨往事的镜头中，我惊奇地发现了半个世纪前我曾访问过的一位“朗生”（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是一种和奴隶一样、全无人身自由的农奴）老妈妈，干瘪多皱的面孔，焦枯蓬乱的白发，呆滞而深沉的目光，是她，就是那个其美错姆。这影象片段，还是和我一起采访的新影的藏族摄影记者扎西拍摄的。于是我沉入一段特殊经历的回忆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军进藏后在西藏工作了六年，1959年西藏发生反动农奴主叛乱后，我又被派往西藏采访。当时我曾到农奴制度比较典型的山南区乃东县凯松溪卡（溪卡即庄园，凯松溪卡是随达赖逃到印度的首席“噶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政务官、大农奴主索康．旺钦格勒家最早的一个庄园）蹲点采访调查了三个多月。来到这个溪卡第二天的中午，我就遇到了这个老妈妈。下面是我在1959年6月7日的日记里记下的情景：

　　“中午，我们在（庄宅）大门外的水池边遇到了其美错姆老妈妈。她家是四代朗生（朗生的子女仍为朗生）了。老妈妈白发蓬乱，满脸褶皱，穿一件牛毛和羊毛混织的破粗褐衫子，这是她唯一的一件衣服，夜里又当被子。她两只脚黑黑的长着厚皮，有点不像人的脚了。谈话时头不停地颤抖。许多事情，她说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的母亲就是索康家凯松溪卡的朗生，她父亲是一个差巴户（差巴是领了一份差地向领主支差纳贡的农奴）的朗生，常年替这个差巴到溪卡来支"乌拉"（无偿劳役）。有一年下大雪，父亲被派到郎噶则出乌拉，一去没有回来，后来听说死在那里了。不久，母亲哭瞎了，"聂巴"（管家）想起来给点吃的，想不起来就不给，没多日子，就糟蹋死了。那时她才8岁。庄宅里虽然有许多空房子，但朗生们是从来不准进入房子里住的。他（她）们只能住马棚牛圈或檐下廊边。老妈妈从记事时候起，就先是住在一个炒青稞的破棚子里，后来又住在马棚里。母亲一死，不久她就接替了母亲干活。先是给"溪堆"（又名"溪本"，意为庄官或庄园管理人，亦即领主代理人）老婆带孩子，大点了，就煮"羌"（青稞水酒）、捻毛线、放牛、铡草。每天早上，聂巴发给朗生每人一点糌粑，一碗清茶，一点点酥油，劳动一天，晚上喝一顿糌粑糊糊。就这样给领主当牛马，整整干了六十年。冬天风雪吹进破棚子，她在破褐衫子下卷缩着，像睡在雪窝里。夏天雨水流进了马棚，夜里醒来，全身泡在和着马粪尿的雨水里。放牛出去，一整天不能回来，如果天下雨早回来，就会被聂巴恶骂毒打。老妈妈一生没有丈夫，年轻时和一个在溪卡支乌拉的男人要好，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生下就饿死了，第二个女孩活了下来。生孩子也在马棚一角，身子虚弱，靠好心的其他朗生向主人要点糌粑。她四十多岁时，有次铡草铡掉了一个手指，鲜血"像壶嘴倒水一样向外流"，她昏过去了。十五岁的女儿哭喊着："妈妈手指铡掉了！"边哭边报告溪堆、聂巴，但没人理她。老妈妈清醒过来，只记得有条狗叼起她的手指跑了。没有药，也没东西包札，眼看着手指向上烂。后来还是另一个朗生弄来了些酥油，用铜勺煎开，把她的手指残根插到滚开的油里。刺啦一响，她疼得又昏了过去。就这样，手才没有烂掉。她死活主人不管，可是铡掉手指的第二天，聂巴就催她去放牛。她活了66岁，没住过房子，没穿过鞋袜，没吃过饱饭，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自己的家，这就是一个朗生典型的一生。

　　点击进入专题

　　她60岁时，放牛是跑不动了，向溪堆请求，由她作田间农活的女儿接替了她放牛挤奶的职务。女儿生了个女孩，祖孙三代仍住在马棚里。老妈妈的外孙女，瘦小得很，四岁（三周岁）了还不会说话，老妈妈说是饿的。我问她爸爸是什么人，老妈妈望着身边一棵大树说："不知道谁是她爸爸，可怜的孩子，就像这树上的一片叶子啊！"”

　　庄宅里另一个朗生老妈妈叫噶多，她日夜不离二楼大灶房，经常一个人坐在灶口发呆，灰白的头发和灰黑色的脸，好象是从灶灰里爬出来的。听人说噶多老妈妈一生很苦。可是在诉苦会上她却光流泪，一言不发。只有当工作组的女组员卓噶和她住在一起时，一天夜里才诉说了自己的悲惨经历。老妈妈小时候的家，是一个种半“岗”地的穷差巴户（每岗地为能撒36克种子的地。克，相当于斗，一克青稞约30斤，一克种子的地，约合一亩，一岗地合30多亩。按农奴制度的老规矩，每个标准差巴户种一岗地，小差巴户种半岗地）。在那“提起差役乌拉来，牛马也落泪”的年月，父亲外出支差活活累死了。母亲就带着她和妹妹继续支差种地。可是因为差役太重，又负债累累，不久母亲就因过度劳累和愁苦而死了。为了经营这份差地，她招了一个外地逃来的青年农奴作丈夫。当时，丈夫经常赶着几头驮东西的牛出差多日不归，她也每天一早出“乌拉”给溪堆干活。妹妹病重发高烧没人管，只有等她很晚回来时给喂点糌粑汤。妹妹整整喊叫了15天，最后一天没等她回来就断气了。她和丈夫顾了支差，就顾不了种地，溪堆就把差地收走，让她和丈夫都作了朗生。丈夫给溪堆喂马，她在厨房干活。丈夫赤来身高力大，每天一“哲”（小升，约一斤多）糌粑不够吃，偷着把马料炒了一些来吃，溪堆发现后打了一顿皮鞭又上了脚镣作苦役，赤来砸断脚镣逃跑后，为进行“报复”，夜里偷偷回来剪掉了溪堆的座骑的鬃、尾。溪堆捉住他就给他上了“红脚镣”（把铁板烧红打死在只隔一层破羊皮的脚脖子上）。赤来的两个脚脖子被烧得焦烂，不住地流脓流血，不久就活活烂死了。从此，噶多也成了个“木头人”。四十多年来，她只知干活，不说也不哭笑。直到这次工作组来了，卓噶像女儿一样疼苦她，她才从几十年的麻木中苏醒过来。

　　这个溪卡的300多农奴人口中有50多名朗生和“差徭”（被派作常年乌拉，从事田间或运输劳役的人，生活条件等同朗生），每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但另外两种农奴，即“差巴”和“堆穷”（堆穷意为小户，指失去差地，靠打零工、租种小块土地或做手工为生，向领主交税支差的农奴）比朗生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按溪卡规定，种一岗地的差巴户，除收获的粮食一部分要交溪堆以外，要出两名常年乌拉（无偿劳役者）到"溪堆自营地"（庄园管理人以奴隶劳动直接经营的土地）上劳动，口粮由差巴户自备。还要出许多人差、牛差、马差，为领主运送产品、转运物资和做生意的货物，以及为领主和政府官员过境时提供乘马和服务等等。单是完成这些劳役，最少要有四个劳力。所以能种一岗地的差巴户，都要养有朗生或差徭。实际上多数差巴户只种半岗地，还难以应付繁重的差役。前边讲的噶多老妈妈一家破产成朗生的遭遇，在差巴户中有代表性。全溪卡的24户差巴，除一户曾经当过溪堆的差巴家里有12个朗生、差徭，放数百克青稞高利贷，已成为剥削者，和一个跟着溪堆为非做恶的小恶霸差巴以外，其余差巴户都是一年到头忙着支乌拉，差地都顾不上好好经管，每年新粮上场，交了贡粮和高利贷利息，马上要借新贷。

　　这个溪卡的情况表明，改革前的近几十年，西藏农奴制度有一种向奴隶制倒退的趋势。其表现是，由于差役负担过重，作为农奴主要形式的差巴户相继破产，领主代理人就乘机收回差地，将其变为自营地，把差巴人口变为奴隶性质的朗生和差徭。这就是说，农奴主为榨取更多血汗，把具有半人身自由的差巴，变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凯松溪卡共有土地1600多克（相当于1600多亩），据老年农奴讲，几十年前绝大部分是差地，而现在24户差巴耕种的土地不足400克，溪堆自营地却高达660克，下余的成了溪堆的出租地。与此同时，那些在领主自营地上从事田间劳动的差徭、乌拉的劳动、生活条件也日益悲惨。每年秋收时，白天她们割青稞干了一天，力气用尽了，汗流干了，一哲糌粑的口粮也吃光了，可是夜里还要继续干。她们觉得，腰要断了，眼前一阵阵昏黑，有的一头栽到地里睡着了。这时，在田边帐篷里喝饱了酥油茶的堆本听到镰刀声稀了，就提着马鞭巡视过来，“格！”地一声喊，接着是一声女人的惨叫，其余的人也就都被吓醒了。于是她们又割呀！割呀！直到后半夜，收工后就横七竖八地躺在露天湿地上。天明时，她们全身冰凉，破衣已被露水湿透，一个个面色死灰，全身酸痛得叫唤。“可是你要活下去，就要挣扎着站起来，你要爬不起来，也就没有那一哲活命的糌粑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见闻的民主改革前西藏农奴们的生活，是他们作为奴隶所拥有的“人权”。

　　1951年签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根据这条规定，中央政府和包括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为了说服西藏社会上层同意改革黑暗的农奴制度，整整等待了八年，最后以达赖和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为首的反动农奴主还是发动了叛乱。在这期间，从拉萨和康区（西藏东部和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来的一股叛匪，打着“得卫玛卡”（卫教军）的旗号，占据了山南区古代藏王的都城泽当，想以此作为一个“根据地”，并在凯松溪卡设了一个“颇康”（粮饷站）。匪徒们与溪堆恩久多杰勾结起来，四出掠夺马匹、粮食和牛羊，打骂群众，奸淫妇女，在此骚扰蹂躏达十个月之久。被选为农协副主任的穷差巴阿旺的外甥女、十四岁的孤儿德庆玉真就曾被叛匪抓去关在黑屋子里轮奸，逃脱魔掌后有人看到她从溪卡的西树林过了河，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

　　反动的大农奴主们以为借用达赖的名义和打着虚伪的“卫教”（保卫喇嘛教）旗号，就能继续欺骗西藏人民，对抗中央，永远维护腐朽的农奴制度。结果中央一声令下，早已忍无可忍的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广大农奴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支援下，迅速平息了叛乱。除达赖集团一伙逃亡印度外，其余叛匪绝大部分被俘或投降。事态发展与反动农奴主的愿望相反，叛乱的平息大大加快了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从1959年夏季开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和平的民主改革（改革法令规定：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庄园、土地、房屋、牲畜等由国家没收，无偿分配给农奴。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庄园的一切财产公平估价后，由国家赎买，分配给农奴），就使西藏三大领主（旧政府、贵族、寺院）所属的百万农奴结束了千年的悲惨、屈辱的岁月，开始了真正有作人权利的新生活。

　　我看到：从凯松溪卡庄宅四周龌龊的小土屋和庄宅的灶头、牛棚、马圈走出的蓬首垢面的男男女女，来到大庄宅前的林中草地上，参加选举农民协会的大会，第一次过民主生活。他们经过分组酝酿，举起粗糙的大手，选举出从九岁起就作差徭的青年农奴尼码次仁，接替母亲当朗生的姑娘基嘉，妻子和六个孩子被饿得面黄肌瘦的穷差巴阿旺等为农协主任、副主任和委员，领导大家搞改革。

　　我看到：农协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废除奴役制，帮助从来没有家的朗生、差徭们“安家”。大庄宅的三层楼房里，就安排了十几户朗生。人们办喜事一样，帮助朗生打扫屋子，安锅立灶，农协委员给他们分发从庄园主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家具。农协委员多吉的家，安在二楼一间大厢房里。她原是一户穷差巴的女儿，20年前，父母死亡，溪堆收走了差地，12岁的她带着刚断奶的妹妹被调派给另一户差巴家，替这个差巴作常年乌拉，9岁的弟弟也被派作差徭替一户差巴支差，妹妹长到8岁，又被抽去作朗生，从此姐弟三人分属三个主人。弟弟、妹妹经常糟主人打骂，放羊、背水遇到姐姐时，总要大哭一场。现在姐弟三人解放了，骨肉团聚了，安家的当天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商量起如何迎接新生活。在二楼一间宽大亮堂的房子里，我们找到了其美错姆老妈妈，她和女儿、外孙女三口，刚在这里安了家。这房子的下面就是她住过60多年的马棚。她在那马棚里出生，又在马棚里生了女儿，女儿接替她养奶牛以后，又在牛棚里生了外孙女。农协分牲畜的时候，委员们说："老人家三代给溪堆养奶牛，就请她选一头最好的牛吧！“老妈妈选了一头黑毛发亮的母牛，第二天就生了一头牛犊。谈起安家，老人指着地板说："我们从下面一步就升到了上面，过去做梦也想不到啊！”

　　我看到：经过七天七夜的查地、评产，由群众讨论确定了分地方案以后，农协委员们带领男男女女来到了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青稞吐齐了穗，豌豆秧盛开着紫色的蝴蝶花。人们在田间小路和地头热烈讨论着，根据地块大小、土地好坏搭配的原则，把每块地分配到各户头上。农协主任尼玛次仁把胳臂一伸：“这块地是你的了！”得到这第一块地的，是在庄园自营地上当“格聂”（掌犁人）的老巴珠，他给主人耕了一辈子地，自己却巴掌大的一块地也没有，今天有了地，这位矬矬的老人乐得眼睛眯缝在一起了。第二个分到地的，是年轻的妇女次仁错姆，她靠打短工过活，还要向领主交“人头税”和“冒烟税”（因为要在领主土地上垒灶冒烟），现在听说这块地是她的了，赶紧跑过去请一位老差巴告诉她地界，背着孩子傻笑着围着地转了一圈。第三个分到地的是老婆婆索朗群宗，她马上用石快和草坯在地边做了记号。“过去我们连牛鼻梁大的一块地也没有，今天有了7克地，再不要干完活又拉着孩子去讨饭了。”说着乐出了眼泪。人们在田野里整整转了三天，凯松溪卡的1600克土地全部分给了翻身农奴。每人平均三克半，单身和特别穷苦又劳力多的每人4到6克。

　　我看到：林卡草地上搭起了大蓝花帐篷，这帐篷原来是溪堆接待领主和官员用的，现在成了村民庆祝改革胜利和“望果节”（预庆丰收节）大会的主席台。农协副主任阿旺讲话了：“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尽情地欢乐庆祝。往年的望果节，看着丰收的庄稼，许多人家断粮绝炊。像今天这样，大家欢乐平等地坐在一起来庆祝，是自古从来没有的。……”帐篷后边几个乐呵呵的老头子正在切萝卜和羊肉，大树下支起了几口大锅，今天全村（溪卡已改为村）人要在这里会餐。歌舞开始了，妇女们轻快的舞步，旋转的彩裙和嘹亮的歌声，把人们带进了欢乐的梦境。领唱的是24岁的农协副主任基嘉。开场她们唱道：

　　千年的奴隶解放了，

　　我们有了自由的权利，

　　有了自由的权利，

　　心里无限欢喜！

　　人们一面唱歌跳舞，一面轮流吃饭、喝"羌"，"酒过三巡"，热烈的"郭谢"（圈舞）开始了。男女两队，围成一个大圆圈，跳着对唱。

　　男：

　　姑娘们！你们能唱就唱吧！

　　唱那些能打动我们的心的歌儿！

　　女：

　　我们能唱的歌倒有不少，

　　要打动你们的心，怕要唱到深更半夜了！

　　歌声一落，紧接着是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踢踏舞，情歌过后，又唱起了古老的颂歌。歌舞从上午继续到深夜，这是翻身解放的农奴、奴隶们真正的大狂欢啊！

　　几天后当我离开这个庄园时，大庄宅里传出了孩子们的读书声，田野里也飘荡着妇女们自由劳动的歌声。新生活不仅发生在一个凯松溪卡，而是发生在西藏千百个庄园（改革后，每个庄园成了一个村庄）。

　　半个世纪以后，我又看到了那个被外祖母称作“像一片叶子”的人，但她已不是那个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女孩，而是52岁的德庆卓玛，她家有一所多间漂亮房子的院落，自己家养了6头牛，她怀中抱着的外孙正在喝牛奶。这是《西藏往事》摄制组在寻找那个出生在牛棚里的第四代朗生时留下的真实画面。

　　我的已逝世的老朋友、原西藏社会科学院顾问陈家璡，为我1990年出版的记述这次改革的日记著作《西藏春潮》所作的序言中说：“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粉碎农奴制度的锁链，取得做人的权利，是西藏最伟大的人权运动，也是真正的最广泛的人道主义的胜利。”这话说得多好！时至今日，那些曾经为反对广大农奴取得人权，不惜发动叛乱的人及其余党后辈，竟然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教唆下，披着宗教外衣，打起“人权”的旗号，一面在国外招摇撞骗，一面又在西藏等地制造骚乱破坏，妄图把西藏人民重新拉回到非人性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中去，这除了说明他们的伪善残暴、愚蠢可笑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作者　林田）

　　点击进入专题